方法论自然主义能去掉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呢

作者:历史资讯

在学术界,人们通常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是相互独立而自主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每一学科都依据自己的术语来定义的自己的领域与方法。把科学与宗教区分开来的是“方法论自然主义”,这是科学家研究的哲学基础。方法论自然主义者通常假定世界是依据自然规律而运动的,人们可以根据自然规律来理解这一世界,这种理解无须涉及超自然的力量,如上帝。是否存在着超自然力量所干预意义上的自然,并不是方法论自然主义所考虑的问题。方法论自然主义是否能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筑起一堵坚实的墙?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界(特别是欧陆哲学研究界),存在这样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分析哲学都是自然主义的。而类似观点在国外亦不少见。本文将扼要论证这是一种误解。

一、方法论自然主义的起源

“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作为一种哲学史运动,肇始于20世纪早期的英国与欧洲大陆,代表人物或学派包括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弗雷格和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和柏林学派)等。他们大多主张通过逻辑对语言或思想实行分析的方式拒斥唯心主义或传统形而上学,后经历日常语言、实用主义、重回哲学史、复兴形而上学、可能世界语义学、心灵哲学、实践哲学以及实验哲学等多重转向,演变为一种贯穿当代哲学所有分支学科——主要分布在英语世界但又正不断渗透回归欧陆、撒播弥漫到全世界的“主流”哲学。因此,分析哲学家族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诸成员共有之任何本质可言,有的只是诸成员间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诸“家族相似性”。考虑到整个分析哲学的实际演化历史,为简便计,我们这里将分析哲学理解为,某种非常宽泛意义上的追求某种“清晰”暨“论证”的普遍方法论或基本精神。质言之,凡是认同此方法论或基本精神的哲学,我们大概都可以合理称其为“分析的”。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西方科学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调合与融会天主教教义与希腊人的数学自然观。他们解决办法是:宇宙是被设计而成的;它是合乎理性的;它能为人们所理解。上帝按照和谐的数学定律设计、创造了整个世界。换言之,把上帝推崇为一个至高无尚的数学家,这就使寻求大自然的数学规律的研究变成一种合法的宗教信仰活动。众所周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兹和牛顿再三谈到上帝通过他的数学方案给予宇宙以和谐。李约瑟在论及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时指出: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于一个独立的自然法则,这一法则是上帝按数学规律来设计。“在西方文明里,法理观念下的自然法思想和自然科学意义下的自然法则思想可以较容易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毫无疑问,西方文明的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是正如人间帝国的法律制定人曾颁布了人们必须遵守的法规一样,理性的造物主也制定了一系列为矿物、晶体、植物、动物和星星在演变过程中都必须遵守的法规。无可怀疑,这种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1]80 。

与“分析哲学”类似,“自然主义”(Naturalism)也是一个非常模糊且充满争议的概念。直观来看,自然主义通常被视作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部分:1.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只承认自然的东西存在,拒斥任何“超自然者”(Super-natural);2.方法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主张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倡导只能以某种经验的、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做哲学研究。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主义哲学家包括美国的杜威、蒯恩和塞尔等。在当今世界,很可能大部分哲学家都承认或不否认自己是“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面临着科学研究与经院哲学的诠释在方法论上分家的问题,迈出这关键一步的是伽利略的方法论自然主义。在伽利略时代,数学和天文学中发展出来的新柏拉图思潮已经强有力地渗透在科学家的心灵之中。为了避免同经院哲学的冲突,伽利略首先对“自然的数学”的本性作了一种自己的宗教解释:上帝把世界看成人们只有通过辛勤的分解和论证才能达到的数学必然性。伽利略说“就数学论证给予我们以其知识的真理而言,神的智慧同样也能知道它:但是⋯⋯上帝知道无限多的命题,我们只理解其中的一些命题,而且他知道的方式比我们要优越得多,我们从推理开始着手,并从前提逐步过渡到结论,而上帝对一个思想的理解就意味着对它的无穷多的结论的直接理解,他勿需进行时间上的推理。⋯⋯人们的才智要花费时间,在逐渐运动中才能理解这些推理”〔2〕69 。正是基于这一哲学的宗教基础,伽利略大胆地宣称,应按照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神学家的观点去解释自然。因为上帝已把自然变成了数学系统,他允许通过数学方法去获得确定性的自然知识。而神学家在《圣经》上意见纷纷,不可能提出关于自然的确定性知识的充分依据。他曾引用神学家特图尔的格言以求得宗教的支持:我们理解上帝首先是通过自然,然后才是通过启示。

那么,分析哲学是否都为自然主义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应这个问题。

这样,伽利略明确抛弃了经院哲学在说明现象时常常采用的终极因果性概念。亚里士多德派的经院哲学家们分析地面上的运动或“局部”运动的方式。他们的分析旨在于回答“为什么”运动而不是“怎么样”运动的问题,这种分析是按照在任何即定的运动中涉及到的实体来进行的,因此常用作用、激情、有效原因、目的和自然位置这样的含糊不清的词和短语。就运动本身而论几乎不置一词,至多只是在自然运动和非自然运动,在直线运动和圆周运动等之间作一些简单的区分。把“为什么”运动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研究是以性质术语和名词短语进行的。可是对伽利略来说,“怎么样”运动才是科学分析的目标,这种分析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进行的。伽利略把自然科学的研究限制在描述事物是“怎么样”运动的数学关系上,至于这一关系后面的“为什么”的神秘原因,就交给了宗教神学去解释,完全与科学无关。这样就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角度实现了科学与宗教神学、科学与非科学的最初的分界。上帝被请到自然科学的后台。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迈出的关键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从此,科学脱离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这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它就使自然科学已经远离了经院派以人为中心的哲学。

首先,从事实方面看,的确有一些当代知名分析哲学家公开宣称或论证自己是“非自然主义的”(non-naturalistic)甚至“反自然主义的”(anti-naturalistic)。劳特里奇于2006年出版的论文集《没有自然主义的分析哲学》即可印证此点。该书作者阵容包括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和奥迪(Robert Audi)等多位当代分析哲学家。他们的论文分别从当代哲学的主要次级学科,即知识论、本体论、宗教哲学、心灵哲学和实践哲学等视角出发,对分析哲学的自然主义化作出了不同的批判性回应,并且论证了从事没有自然主义化之卓越分析哲学的可能性。这种没有自然主义化的卓越分析哲学将对超验的上帝、非物理的心灵与意志的自由选择保持开放,也即对本体论、知识论和实践的“奇异性”保持开放。非自然主义的分析哲学与自然主义的分析哲学之间的对话交流亦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调校哲学与科学之微妙关系。

二、方法论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自然主义

其次,从学理方面看,分析哲学与自然主义亦没有任何必然的或内在的联系。第一,分析哲学作为某种追求清晰暨论证的哲学方法论,在本体论上是中立的,未对何物存在有过明确的承诺或偏好。分析哲学既不承诺超自然的上帝,也不偏好纯自然的实在。换言之,分析哲学既可用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也可用来论证上帝的不存在。第二,分析哲学作为某种追求清晰暨论证的哲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上也是中立的,既不偏袒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也不包庇非自然主义或者反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换言之,分析哲学家可以重视或利用一切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可以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此外,哲学还可以或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20 世纪末,当创世纪以新面貌——智慧设计理论——的形式出现时,立即触发了一场科学家、哲学家与ID理论学者之间的大论战。2001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智慧设计理论1及其批评家:哲学、神学与科学的视角》的文集,本文集收集了有关“智慧设计理论”论战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论文。主编是罗伯特·佩洛克(Robert T. Pennock) ,他是ID 运动的主要批评家之一。

综上所述,并非所有的分析哲学都是自然主义的,因为自然主义与分析哲学实无本质关联。

在方法论自然主义问题上,主要是ID 运动的创始人约翰逊( Phillip E. Johnson) 与佩洛克之间的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关科学的本性问题。佩洛克指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并没有承诺直接表明世界中存在着什么,而是作为承诺去寻求一组有关理解世界的可靠途径的方法,典型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去关注这些方法能够发现什么”〔3〕84 。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系)

约翰逊反驳说自然科学中的证据受某种对形而上学自然主义的承诺所污染,自然主义是当代主流科学的预设的形而上学,它认为非自然的概念,如目的、设计、创世、超自然的力量,应该从自然规律中排除掉。纯粹的自然主义理论只能够是唯一合格的聆听的声音(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

为此,佩洛克区分了“自然主义的真理”与“本体论 的真理”:“无疑,这是一种近似和暂时的真理,在它不能够排除一个超自然的创世者介入自然过程的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本体论 真理⋯⋯我们无疑会接受这一陈述(指在不同的进化、遗传解释中的一个陈述) 为真实的,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真理,它也没有排除一个智慧的超自然的原因⋯⋯因此,它不能够在本体论 意义上说是绝对的真。类似地,创世论者的超自然的故事可能是一种本体论 的真理(上帝在6000 年前创造了世界,但使得它看起来比创世论者所相信的那种‘年龄的表面’更老) ,但这不是科学真理”[3]104 。

佩洛克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是把进化论理解为方法论自然主义的结果,但方法论自然主义者并不否认上帝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如果人们要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坚持方法论自然主义,科学研究应避免上述宗教与神学的内容。佩洛克提醒人们要注意区分“方法论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后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念,它认为自然就是人们所见到的那样,不以上帝或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然而,约翰逊指出了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关键问题,即方法论自然主义无法与形而上学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相分离,因为如果说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规律,那么就必然要以某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为前提,也就是说,除非人们假定自然完全是由科学研究对象所构成(这是一种无法保证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承诺) ,否则方法论自然主义就不能够排除上帝干预意义上的自然的存在,这就会给神创科学留下空间,而当库恩把科学归结为范式后,就有可能为神创科学打开大门。事实上,当代创世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如果自然科学是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式,那么创世科学则是圣经基要主义者宗派的范式,两者之间不仅是不可通约的,而且还具有同等的地位与同等的权利。

阿尔文·普拉丁伽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之一,他是一位改革派的基督教徒,一位开尔文主义者,他强烈地相信进化论是建立在一个站不住脚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唯物主义之上。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所定义的科学并不会涉及上帝介入自然的力量是否存在,科学不允许考虑这类问题,而方法论自然主义又无法排除这类问题。因此,如果研究上帝介入的自然, 这就会走向普拉丁伽的“有神论科学”。这种研究超自然的力量所控制的自然规律的科学,普拉丁伽称之为奥古斯丁式的科学(Augustinian Science) ,这也是对另类自然规律的研究,所以可称之为“科学”。普拉丁伽认为奥古斯丁科学与传统科学一样好,应该获得承认并进入学术领域,应该被允许进入公立中学的科学课程的课堂。普拉丁伽对科学史上的间隙理论的上帝神学(God —of —the —gaps theology) 持批评态度。这种理论认为自然定律有效性失效时,或在科学的极限问题上,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上帝的干预。这一策略可以追溯到牛顿,牛顿为他的自然运动定律不能够完全解释行星的运动状态而感到困惑时,就求助于上帝来解释行星的初始运动以及随后的调整。普拉丁伽对此感到不满,他说:“间隙的上帝神学并不是严肃的基督教有神论。证据可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根据严肃的有神论,上帝是不断地、连续地、亲密地与直接地进行着其创世活动。他不断地支持着自然的存在,并及时地统治着它。在从宇宙大爆炸到麻雀落地的每一件事中,他都不断与直接地活动着⋯⋯其次,自然规律无论如何不可能离开上帝而存在,或许最好把它们理解为上帝用其原料所制造的规则。的确,整个干预主(interventionist) 的术语(上帝干预了自然,上帝介入了自然,上帝打扰了自然) 都超越了间隙的上帝神学。根据这种看法,上帝总是不断地与持继地亲密地介入自然,反过来,自然也无时无刻不依赖于这种神圣的活动”[4]149 。

普拉丁伽认为没有理由来否认奇迹干预的可能性,上帝总是在持继着其创世活动。

三、科学分界问题的困惑

在1982 年的“世纪审判”案2中,法官奥佛斯通判决创世科学不是科学,他最主要是依赖于原告方的生物哲学家鲁斯的证词。在其证词中,鲁斯为法官奥佛斯通提供了5 个判定科学的标准: ①它是研究自然定律; ②它得通过自然定律得到说明; ③它是根据经验世界来得到检验; ④它的结论是试探性的,并不是最后的必然真理; ⑤它是可证伪的。鲁斯认为至少在某些关键问题上 就明确放弃了自然律的解释,创世论因而就不满足科学本质的上述5 条标准,属于非科学范畴。1983 年前后,围绕着阿肯色州这一案件,科学哲学家中引发了一场有关法官奥佛斯通判决的证据的合法性之争。科学哲学家都认为创世论不是科学,但却具有不同的理由。方法论自然主义想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竖立起一堵牢固的墙,然而科学是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家在科学与非科学分界问题上消耗了大量的精力,试图给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一条充分与必要的界线,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这导致了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 对这5条分界标准的反驳。

在其论文《法庭上的科学:所关注的依据》,劳丹认为由法官奥佛斯通推翻“平等对待”法案的判决是正确,但其依据的理由却是错误的。劳丹认为进化论对创世论的胜利是“空虚的,因为它是以永恒化并推崇一种科学是什么,科学如何工作的错误图景为代价”。劳丹谴责奥佛斯通应用了的截然分明的二分:“因为创世论不是科学, 它必然是一种宗教”〔5〕351 。劳丹指出上述5 条判别标准涉及到两个范畴:后三条涉及到证伪主义;前二条描述了一个假说的有效性。劳丹认为这些标准并不准确,并不会把创世论与科学完全区分开来。如依据后三条标准,认为创世论既不能够被证伪,也不能够检验,就是断言创世论不能够做出任何经验的主张,这无疑是错误的。创世论者做出过大量有关经验事实的可检验的判断,如他们讨论了地球表面上充满着洪水冲积的特征(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的诺亚大洪水冲刷的结果) ,他们完全信赖旧约圣经中的具有事实性的历史故事,他们主张物种有限的可变性。更进一步说,创世科学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改自己的立场。在讨论一个假说的有效性时,劳丹发现在奥佛斯通的判决是相当含糊的,因为这种判决是试图确立这样的断言:“任何过程或事实假说,如果不能够根据某些已有的科学事实来说明,就是不恰当的或非科学的”〔5〕353 。而创世论说诺亚大洪水是自然的,法官奥佛斯通自己并没有证实这一点是错误__的,更没有准确地表明这一事件不能够根据自然规律来说明。劳丹认为这是“简单的粗糙”。

在这方面, 他得到了哲学家奎恩( Philip L .Quinn) 的支持,奎恩在分析这一案件时概括道:“科学家与他们的朋友应该从这种判决结果中感到不安”。奎恩注意到试探性是一种信念状态的心理学,而不是认识论条件,它所限制的命题通常并不是处理真值状态。可证伪性与可检验性有可能是合理的判别标准,但年轻地球创世论满足这两条〔6〕。劳丹因此认为进化论者与法官奥佛斯通不应该以这些标准来判定创世论科学是非科学。他们应该用从实验中获得的证据来对照创世科学的断言,并由此判断它是一种坏科学, 因为所有这些断言都是错误的〔5〕352 。也就是说,劳丹认为要识别创世论是非科学,必须把生物进化论的实践与创世科学的实践加以对比,才能识别出其非科学的真正面貌。

劳丹认为这一法案使创世论者重新安排它们的论证以满足法官奥佛斯通当时作出判决时的科学依据。事实上,创世论者迅速地对这一判决做出了反应,这就是智慧设计理论,一种新形式的创世论科学,并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炫耀自己为“智慧设计”,先前的莫里斯与吉什的创世科学直接与进化论在科学与教育上进行对抗,新的智慧设计理论从这一运动中吸取了三点教训: ①用“智慧设计”来取代“创世”,以避免法律的障碍; ②它不需要赞扬任何一种特殊的宗教宗派,只需要通过提供“科学证据”,以表明创世者并非必然是超自然; ③组织了强大的科学研究群体,楔入科研与大学等主流的学术机构中。尽管在策略上存在着这些调整,智慧设计理论的倡导者并不隐瞒他们的基督教背景,也没有试图隐藏他们心目中的创世者的身份。

从总体上来看,劳丹的批评是合理。事实上,方法论自然主义也受到了当代许多著名科学哲学家的反驳。卡特赖特认为自然规律是不合法的理想化,科学说明并不是类似的规律那样的说明〔7〕。同样,范·弗拉森认为并没有理由认为自然规律实际上在科学中是存在的,如果规律只是在科学所建构的数学模式中存在,科学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8〕。范·弗拉森与卡特赖特否认科学是真实地反映自然规律的说法,他们在这一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他们同时批评了某些企图寻求永恒的科学与非科学的之间判别标准的做法。

四、后结构主义的解构

隐藏在方法论自然主义之中的另一问题是语言的表征。科学与宗教之间论战中所涉及到几个关键词的意义,这几个关键词是“创世”、“进化”、“科学”、“宗教”与“真理”。双方都坚持其自身定义的正确性,否认其对手定义的正确性。

从实证主义的哲学视角来看,论战主要是因为某些人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语词,特别是有关抽象语词的意义。这种粗心时常使他们相互间无法理解,因此,无法达到对问题的很好解决。为了解决问题,实证主义暗示双方必须认真定义其术语,可以依赖于某种权威的字典,然后对照这些定义,使每一个语词必然联系着其所表征的对象,这就会消除他们的分歧。实证主义的这种立场假定了一个语词与其所表征的事物之间有一种确定无疑的对应。在20世纪,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它认为如果语词意义与实在失去了联系,就会出现混乱,这种混乱会引起术语上的混战。只要人们给予诸如真理之类的术语以准确的定义,就会暴露出分歧的根源,也就是说,术语的正确意义肯定会消除混乱。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阐明语词的意义来解决术语之争。

然而,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并非是对实在的一个可靠的命名者,不具有抽象的与普遍的特征,而是一个说服的修辞学工具,某一共同体的实用工具。因此,当某些共同体在关键术语及其意义的问题上出现混乱时,他们不能借助于与实在的对应途径来解决他们的分歧;相反,他们必须寻求说服听众的途径,使人们相信这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的术语。在语言的修辞学观念中,词的意义是不能够借助于词与物的对应来得到一劳永逸的确定的,相反,它们能够在修辞上被确定,其意义与定义只能够在特殊的时空中,相对于特殊群体的人们中有效,这是由于成功的说服行动。这种修辞行动创造了那些有关语词的意义的确定事实。当权威人士声称揭示出语词的正确意义时,他们正在采用已经在西方传统中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说服策略,他们利用这些策略使自己的语词的意义更为流行。

福柯试图把语言的发展纳入规训与权力的工具之中。在其复杂的解释之中,福柯暗示学术共同体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把握其特殊学科的语言,学术界已经为其众多成员提供了维持生计,在他人头上运作其权力的途径。福柯的解释暗示着语言是一种人们施加其影响的工具,通过语言,权力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在行使着。他特别关注能够影响学术共同体的权力问题。福柯声称客观性展现出来的是现代社会的控制与规训的意志,这种意志是通过诸如医学、心理分析、犯罪学与社会学之类的人类科学知识主张与实践而得以实施。在其1988 年的著作《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中,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个体能学会思考与说话,是因为他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之中,因此,合理性应该体现在一种传统之中,正义与理性这类术语意味着对在不同语境中不同的个体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

从结构主义者的角度去解读创世论与进化论之争,人们就会认为双方开始于意义上完全不同的前提,告诉了人们的是故事,这些故事与他们的生活相容,与其对手的故事相峙,双方接受了不同基本价值与信念,建构了自己的世界观。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现代美国的创世论运动》( The Crea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America) 中,雷蒙德·伊夫(Raymond A. Eve) 与弗朗西斯·哈罗德( Francis B. Harrold) 指出:“与其说是争论科学的证据,不如说它显示出创世论与进化论群体在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他们自己的实在观念,这些观念是建立在有关认知规则的不同认知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的。因此,这场论战的任何社会学分析将会涉及到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涉及到不同群体的世界观与社会心理学”〔9〕9 。

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约翰逊也把这场争论定位在世界观层面上,他把进化论与创世论之间的权威之争视为故事,认为两者之争是两种故事之争,双方都想抓住人们的心灵,暗示什么是人类的善,他们应该如何组织其社会生活,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两个故事已经说服了数千名听众,其中许多人不知疲倦地努力使他们的故事获得更为广泛的听众,对他人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每一个故事反映出某些说故事者的基本价值与信念,它们在事实上反映出隐藏在当前美国文化中更大规模的斗争:“科学的领导者视他们自己被禁锢在反对宗教基要主义的殊死战斗之中,而基要主义是一个标签,它容易使人们相信一个创世者在世俗的生活中扮演着一种积极角色。这些基要主义被视为对自由主义的威胁⋯⋯作为科学自然主义的创世神话, 在反对基要主义的战斗中扮演着一种不可缺少的意识形态角色”〔10〕153 。

在总结进化论与创世论之争的意义时,凯利·斯莫特说:“创世论与进化论之争是为文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一场论战的一个例子。反复出现的创世论与进化论之争,有关谁的观点是显然的真理,谁的是欺骗的诡辩,产生了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美国自身承诺人性或上帝时,我们的公立学校应该传授怀疑的批判精神,还是对某些其它理想的信任性忠诚。当科学与宗教对特殊问题的答案相互冲突时,我们应该服从科学还是宗教? 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试图表明两者的答案在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当我们在庆祝过去的伟大成就时,我们应该讲述英雄的科学家的故事,还是来自于圣经的非凡事件”〔11〕186 ?

结 语

总之,借助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真理的对应理论,方法论自然主义想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然而,这种努力失败了,这不仅是因为其自身无法摆脱的形而上学自然主义的承诺,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科学与宗教开始于意义上完全不同的前提,说出了自己的科学范式,接受了不同的基本价值与信念,建构了相互冲突的世界观,科学与宗教之争成为一场争夺自由社会中的文化权威之战。关键问题在于:正是由于其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方法论自然主义陷入了“认识论的恐惧”。也就是说,方法论自然主义“驻留于知识和世界本身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12〕183 ,永远关注单一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应、反映、代表我们的世界”问题,使我们始终处在“我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的忧虑恐惧之中。相应的“, 认识论的‘基础危机’(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 源起于没有答案的问题”〔13〕145 。因此,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之争在表征层面上是无意义之争,方法论自然主义从根本上无法驳倒创世论。事实上,20 世纪末,在哈金那著名的“从表征走向干预”的口号影响下,当代科学论(Science Studies) 已经从作为表征理论的科学转向作为操作实践的科学的研究,转向研究科学史或实验室中具体的科学实践过程的研究。因此,正如劳丹所指出,要识别创世论的非科学特征,就必须把进化论的实践与创世科学的实践加以对比,才能识别出其非科学的真正面貌,才能真正实现科学与宗教的分界。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邢冬梅教授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1]“智慧设计理论”是20 世纪末出现的创世论的最新版本。与此前的创世论不同,这种新版本的创世论以“智慧设计”来取代“创世”目的首先是想避开法律上的障碍,其次是想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试图介入主流科学。“智慧设计理论”的出现引发了科学家、哲学家与创世论者之间的大论战。2005 年10 月,美国宾夕法尼亚中部地方法院宣判“智慧设计理论”为宗教,不是科学,从而阻止了它向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渗透。相关详细内容,请见拙作《宗教与科学》(译林出版社,2009 年月12 月) 。

[2] 详情请见张增一教授的著作《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年1 月) 第五章。

[1]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转引自爱德文·阿瑟·伯特.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Robert T. Pennock , Intelligent Design Creationism and It s Critics : Philosophical , Theological ,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M] , Cambridge and London : MIT Press , 2001.

[4]Plantinga , A . 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 h 1997 , 146 :49 , no. 3.

[5]Larry Laudan. Science at t he Bar - Causes for Concern , in Ruse , Michael , ed. But is it Science ?: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 in The Creation Evolution Cont roversy[M] . NewYork : Promet heus Books , 1996.

[6]Philip Quinn. The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s Expert Witness ,in Science and Reality[M] , eds. Cushing , Gutting , and Delaney ,Not re Dame , IN : University of Not re Dame Press , 1984.

[7]Nancy Cartwright . How t he Laws of Physics Lie [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8]Basvan Fraassen. Laws and Symmetry[M] ,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 1989.

[9]Raymond A Eve and Francis B Harrold. The Crea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America[M] ,Boston : Twayne , 1991 :9.

[10]Phillip E. Johnson , Darwin on Trial [M] ,Washington , DC: Regnery Gateway ,1991.

[11]Smout , Kary D. Creation/ Evolution Controversy : A Battle for Cultural Power [M] . Westport , CT , USA :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Incorporated , 1998.

[12]Andrew Pickering. The Mangle of Practice : Time , Agency& Science [ M ]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Michael Lynch.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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