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选择,宗教市场理论与中国宗教社会学

作者:历史资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市场理论引领了一场宗教社会学界的“范式转换”,对各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宗教有其独特的信仰模式和演变历程,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吸收、借鉴市场论模型假设的同时,也需关注其在中国宗教研究中的范式困境,并通过不断的修正、调整来推动宗教市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Choice of Religious Belief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与以往偏重探讨结构、功能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不同,宗教市场理论更重视具体的经验数据资料,它是一种遵循社会学演绎逻辑和科学证伪原则的“中层理论”。以理性选择假设为逻辑起点,宗教市场理论将供给与需求概念引入其理论模型,并指出世俗化理论等关注的“宗教需求”,长期来看,这一需求是非常稳定的,宗教市场的变化主要源自宗教产品供应方的影响。

阮荣平,E-mail:rrp34@126.com,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力,德国基尔大学农业经济系

在“宗教供给”思路的基础上,斯达克等学者则提出市场理论的核心假设,即:不同宗教公司间的自由竞争不是令信仰遭到侵蚀,而是产生了热切而有效率的宗教供应商,提升了宗教市场整体的活力和参与度。

本文在回顾归纳国外宗教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既有宗教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信仰选择的作用机制。宗教市场理论从供给出发,认为宗教市场结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决定因素;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和宗教事后保障模型则从需求角度出发,分别强调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宗教参与的机会成本、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宗教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因素等在宗教信仰选择方面发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引入宗教经济学视野一方面能为考察分析当今中国宗教信仰现状及推动其理论发展带来相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应考虑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特殊性,对该视野的运用要有所甄别。

直接测量宗教竞争等变量较为困难,市场论学者因此转而论证“宗教多元促进宗教参与”命题,以期可以间接证明其核心理论假设。只不过近年来多数研究已倾向认为,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两变量间的相关性情况仍不明确,目前没有可信数据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积极影响。

This paper review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using a "supply-demand" framework.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theories in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try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religious choice from either the supply or demand angle. The religious market theory, based on the supply dimension, takes the religious market structure as the determinant of religious choice, whereas the religious social capital theory, religious household production model, religious human capital model, and ex-post social insurance model, all based on the demand dimension, underlin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 within social networks, opportunity cost of religion participation, efficiency of religious production, and public goods supply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 on religious choice, respectively. The robus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ligious choice identified in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include age, gender and family. Although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the West has developed a lot in recent years, this discipline is still a new one and there are obvious limitations in it. Firstly, current theories usually emphasize only one of the mechanisms of the religious choice based on either supply or demand, rarely integrating the two aspects together. Secondly, none of the theories have enough empirical evidences. Thirdly, most of the current theories in economics of religion were built on traditional Christian religions without much about other major religious us belief systems. Since the opening and reforming, China has experienced huge and rapid changes in religious faiths. Introducing economics of religion as a perspective to China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religious beliefs in current China and to build and develop related theories. Meanwhile, scholar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Western societies as well as the uniqueness of China when they want to do religious studies. They should be careful when applying this perspective.

具体到中国社会,宗教市场理论在使用Herfindahl等指数测量宗教多元时,要求被测群体的信仰身份明确而具排他性,且在总人口占很高比例。但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基督宗教等排他性信仰群体虽在中国大陆有大幅增长,但仍在总人口中占很低比例。同时,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杨庆堃先生就注意到中西方宗教间的结构性差异,为此,他界分了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并明确指出: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模式不同,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与社会结构互相嵌入的分散性宗教。而中国宗教的这种分散性、包容性特质也对基督宗教等排他性信仰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了仅测量排他性宗教的宗教多元和竞争变量难以统计、分析的中国式宗教信徒,市场论的基本假设也因此变得无的放矢。

理性/宗教信仰选择/宗教经济学rationality/choice of religious beliefs/economics of religion

由于宗教多元和竞争假设的解释力有限,宗教市场论学者开始关注宗教管制变量,提出“降低宗教管制有利于提升宗教整体活力”的去管制化假设。由于操作化宗教管制变量需要大规模跨国数据的支持,已有研究目前更多探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宗教变迁个案。其中台湾地区近年来的宗教变迁情况,就较好的印证了宗教市场理论的去管制化假设。

一、引言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宗教环境特殊而复杂,更没有经历去管制化过程,宗教管制变量由此更多成为研究者立足中国宗教现况,反思、修正市场论之模型假设的着眼点。如“三色市场”理论指出市场论学者忽视了中国宗教的独特性,高度的宗教管制不会抑制宗教的整体活力,而造成了宗教市场的复杂化、三色化;“三大板块”理论依据主导中国政教关系的政主教从模式,将当代中国宗教划分为地位不同、处境有异的三个板块;“短缺经济”理论则挑战了市场论“宗教需求相对稳定”的预设,认为宗教管制是导致宗教需求大幅波动,并造成“宗教短缺”局面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且迅速的信仰转型,在全国总人口中,信教者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而无神论者所占比重却不断下降(郑风田等,2010;阮荣平等,2010),出现了所谓的“宗教热”。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无神论者所占比重是信教者所占比重的9倍,2001年则下降为2倍,2007年信教者比重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比重。其他全国性调查以及地区性的调查结果也都显示,宗教在中国发展迅速(阮荣平等,2010)。

总体来看,宗教市场理论的宗教竞争和多元、宗教去管制化等假设在运用到中国宗教的具体研究中时,存在操作化困难、解释力有限等问题。中国宗教社会学者可能更应充分考虑中国宗教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转换思路以寻找更适合的变量、假设来解读中国现实的宗教信仰状况。

在国外,有关宗教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力的争论(即著名的世俗化之争)在持续了二三十年后,以世俗化理论的领军人物皮特·伯格的倒戈而取得了初步共识性的结论,即宗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并没有表现出衰亡的迹象,同时宗教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依然有着很大影响(Iannaccone, 1998; Stark and Finke, 2000),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外宗教社会科学研究有了极大的推进,一大批顶级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加入到了研究行列之中,积累了诸多丰硕成果。然而,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宗教问题似乎总是被忽视。时至今日,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宗教研究不仅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也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有限的研究领域。经济学甚至社会学对宗教研究的介入都十分少见。①在国内各社会科学学科的顶级期刊上,很难找出宗教主题的文章。以《经济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社会学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仅有36篇相关文章,这一数量相对于这些期刊发表总量可以忽略不计;相对而言,《社会》对该主题关注程度比较高,但该主题占刊文总量的比重也不到1%。②无论是相对于中国宗教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还是相对于国际上宗教研究的总体水平来说,国内的宗教研究水平都显得颇为滞后,而且对于伴随中国宗教信仰结构巨大变化而引发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没有令人满意的描述和解释,如中国目前的信教规模究竟有多大?其结构特征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社会宗教信仰转型的发生?宗教信仰转型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又会造成何种影响?

基于此,未来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应高度关注两个要素:中国特殊的宗教信仰模式,及受此影响产生的独特的宗教管理、管制效果。以这两个研究视角探讨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变迁现况,不仅能彰显中国宗教信仰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将具备很强的理论解释力。目前,探讨中国特色之宗教信仰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因此更急需各类资料翔实之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的论证、完善和补充。

本文主要围绕信仰转型发生原因这一问题,对国外宗教经济学有关信仰选择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我们希望这一回顾梳理和总结,能为当今中国宗教研究提供某种视角和理论参考。我们相信,充分借鉴国外宗教社会科学理论,不仅有益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为拓展国外宗教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某种契机,从而能有效地推动整个宗教社会科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本文以下的主要内容论述顺序为:首先归纳总结宗教信仰选择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其次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来对以往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关系予以梳理;最后对以往研究进行评述,主要讨论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及其对中国宗教研究所可能具有的启示等。

二、宗教信仰选择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

在展开文献回顾之前,需要对相关概念以及本文的研究范畴予以界定。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对宗教现象的研究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时存在,但是应当看到更多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前者,纳入本文回顾范围的文献主要是宗教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在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经济学,本文重点所要的回顾主要是宗教经济学的相关成果。

其次,有关宗教信仰选择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范式,一种范式认为宗教信仰选择是心理认知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是“洗脑”的结果,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另一种范式则认为宗教信仰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Stark和Finke称前一种范式为旧范式,后一种范式称为新范式。新旧范式都是世俗化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旧范式支持世俗化理论,而新范式支持宗教市场理论,随着世俗化理论的领军人物皮特·伯格的倒戈,世俗化理论逐渐失去其影响力,新范式开始被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者广为接受。本文主要针对基于新范式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第三,宗教信仰选择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信仰选择,即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选择;一种是宗教选择,即在信什么宗教之间的选择,根据选择集差异的大小又可进一步区分改教和改宗。改教是在不同宗教之间的选择,如从信仰佛教转变为信仰基督教等;而改宗则是在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之间的选择,如从信仰基督教中的路德宗转变为信仰加尔文宗等。Barro等人

图片 1

除、外,其余六种都属于宗教信仰选择(Stark and Finke, 2000)。其中属于信仰选择,、属于宗教选择。本文所考察的宗教信仰选择,同时包括信仰选择和宗教选择这两种情形。

宗教市场理论

宗教市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他看来,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教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市场力量的约束。斯密(Smith, 1965: 740-741)指出,“教会的牧师……与其他世俗学校的教师一样,其生计要么依赖于倾听者的捐赠,要么来自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的努力程度要远远高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新建教会的牧师在抨击原有和现有制度时总是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些制度下,那些安于享用圣俸的神职人员会缺乏热心和激情……”Stark及其同事(如Stark and Finke, 2000; Stark and Mccann, 1993; Finke and Stark, 1998; Finke et al., 1996)在斯密这一思想的启发下,进一步完善了宗教市场理论(Religion Market Theory)。

在宗教市场理论看来,宗教需求是相对不变的,而宗教供给则是起伏波动的,且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是宗教供给差异性和能力的函数。其中,影响宗教供给的最主要因素是宗教市场结构。当宗教市场处在可以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宗教供给水平会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宗教需求不变,所以此时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也就越高;而当宗教市场因宗教管制或者宗教补贴偏离完全竞争而形成垄断或者寡头垄断时,宗教供给水平就会降低,此时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也就越低。

宗教管制是指政府限制某个或者所有宗教组织从事相关的宗教活动。因此,宗教管制的一个直接作用就是导致宗教供给的减少。Yang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宗教管制虽然会导致“合法”③宗教供给的减少,但是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非法”宗教的滋生,因此宗教供给总体水平未必减少。这一观点对我们深入认识在宗教管制政策下宗教的持续存在无疑有所帮助,但是,人们必须注意的是,相对于“合法”宗教,“非法”宗教在提供宗教产品和服务方面必定要面临更大的成本。如果宗教供给者也是理性的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宗教供给水平肯定要低于“合法”宗教的供给水平。

宗教补贴是指政府对某一个宗教组织进行鼓励或者支持。从短期效果来看,政府对某一个宗教进行补贴,会导致该宗教能够以更低成本向信者提供其宗教产品或服务,从而促使该宗教供给水平的增加,在宗教市场上其他宗教供给水平还没有做出调整的情况下,宗教市场上的总体供给水平是增加的。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期效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政府持续补贴的宗教提供宗教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会更低,因此很容易击败其竞争对手,在宗教市场上形成垄断;而一旦垄断形成,斯密所描述的宗教产品及服务供给者的努力程度会下降的现象就会出现,从而导致宗教市场上总体供给水平的下降。

因此,与完全竞争的宗教市场相比,无论是宗教管制还是宗教补贴都会导致供给水平的下降。而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宗教供给水平的下降则会导致宗教参与水平的下降。

图片 2

宗教市场竞争影响宗教信仰选择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机制:一是质量效应,即宗教竞争导致宗教产品或服务质量上升,从而提高个体消费宗教产品或服务的效用水平,因此会增加非信教者转信宗教的概率;二是区位效应,即宗教竞争导致了宗教产品多样化,因此会缩小人们从原宗教信仰转信到理想宗教信仰的成本,从而会导致信仰转型概率的增加。

宗教市场竞争现象之所以受到宗教经济学家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与宗教参与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大的论战,成为著名的世俗化之争的主要组成部分(Perl and Olson, 2000; Voas et al., 2002; Chaves and Gorski, 2001)。世俗化理论认为,宗教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必将导致人们观念的多样化,从而动摇人们原先的宗教信念,并最终导致宗教参与水平降低(Berger, 1969; Sherkat and Wilson, 1995);而宗教市场理论则认为,多样性的存在增加了宗教市场竞争,从而会促使宗教供给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宗教产品服务,这一过程将会导致宗教参与水平的提高(Finke and Stark, 1988, 1992, 1998; Finke et al., 1996; Stark et al., 1995; Stark, 1997)。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宗教社会学中,宗教市场理论往往被认为等同于宗教经济学或者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这主要是因为Stark等人在推动宗教社会学理性选择研究范式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Stark等人也被誉为宗教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研究范式的领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Stark等人的学说本身就被等同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因为在向旧范式发起挑战的过程中,他们所构建的新范式的代表性成果就是宗教市场理论。由此,他们所倡导的宗教市场论便往往被等同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或宗教经济学。

然而,将上述三者简单地划等号的做法其实是不恰当的。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假定宗教需求是不变的,因此,其理论重点是对宗教供给变化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的宗教市场理论实际上是供给视角的市场理论或者市场结构理论。但是,在宗教经济学中,市场其实包含了两部分,即供给和需求,市场均衡的形成与变化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宗教经济学中还包含了很多基于宗教需求而形成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宗教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并且宗教需求的变化是影响宗教信仰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与这些理论在最基本的假设方面就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等同于这些理论,或者认为包含了这些理论是不恰当的。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只是宗教经济学中的一部分,是诸多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等号。

在经验研究方面,宗教多元性被认为是宗教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直接反映(Perl and Olson, 2000; Voas, Crockett and Olson, 2002; Chaves and Gorski, 2001),尽管并不是准确无误的反映(Stark and Finke, 2000)。④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衡量宗教多元性的指标有,宗教市场中宗教组织的数量(Finke and Stark, 1992; Welch, 1983)、某一宗教组织所占宗教市场的份额(Stark and McCann, 1993; Zaleski and Zech, 1995; Phillips, 1998; Perl and Olson, 2000)以及荷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虽然前两个指标的应用频率也比较高,但是它们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市场竞争程度。Chaves和Gorski以及Perl和Olson都指出,在度量市场竞争程度方面,荷芬达尔指数更为有效。可以说,荷芬达尔指数是有关宗教竞争与宗教信仰转型关系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指标。该指数的计算一般是仅考虑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其计算公式为:

图片 3

Barrop等人对40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转型⑤与宗教多元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对宗教多元性的衡量,不但包括p和,还包括了宗教多元性的变化。其研究结果表明,信仰转型与宗教多元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宗教多元性与新宗教的进入具有紧密的相关关系。Nunn发现,在非洲殖民地时期基督教供给密度比较大的地区,当前基督信仰比重也就比较大。

还有,一些经验研究还直接考察了信仰管制对信仰转型的影响。相关研究结果也大都表明,信仰管制与宗教发展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诸多历史文献研究,也对此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证据。如在康熙年间,康熙对天主教会的禁令导致了天主教信徒大量减少,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重新允许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这两个宗教因此再次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了很多人的归信(Bai and Kung, 2011; ⑥Kane and Park, 2009)。此外,近代日本与韩国的信仰转型演变轨迹基本上也都证明:尽管信仰管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至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Kane and Park, 2009)。Barro和Hwang在研究中发现,信仰管制越严格的国家,其信仰转型的发生率就越低。但也有一些学者对信仰管制的有效性。如Yang基于中国宗教市场的分析指出,中国宗教信仰管制并没有导致宗教信仰的减少或者增加,而只是导致了在不同宗教市场之间的转换。卢云峰也指出,宗教管制的结果并不是宗教的削弱,而是宗教团体禁而不止,并在动荡的社会中迅猛发展。

信仰管制程度是对中国目前信仰转型的主要解释。尽管没有很明确的经验证据,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信仰管制是中国信仰转型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参见吕朝阳,1999;程俊飞等,2007;闭伟宁,2001;魏德东,2005)。

总之,宗教市场理论主要是从宗教供给的角度来解释宗教信仰选择,其基本假定是宗教偏好恒定不变,由此完全忽略了宗教需求对宗教信仰选择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过于严格,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放宽假设条件,着力于从宗教需求的角度来解释宗教信仰选择,由此发展出包括宗教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宗教事后保障模型等诸多理论。以下我们对这些理论作逐一回顾。

宗教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

最早使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概念解释宗教转型的研究源自20世纪60年代初Lofland和Stark等人对美国统一教(Unification Church)成员归信经历的观察(Lofland and Stark, 1965; Lofland, 1966; Yang and Tamney, 2006),而在此之前对宗教信仰选择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教义等神学解释方面(Strark and Finke, 2000)。目前该理论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被认为是当今宗教社会科学中最为确定的发现之一(Smilde, 2005; Kane et al., 2009)。

宗教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Religious Social Network/Social Capital Theory)的核心观点是,对宗教组织成员的人际依恋是宗教信仰选择的一个核心影响因素(Stark, 1996; Smilde, 2007)。首先,宗教信仰是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即是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属性。人们对相同信仰者的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对不同信仰者的信任水平。诸多经验研究对此均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持,如Fershtman等人通过信任博弈实验发现,耶路撒冷地区Ultraorthodox学院的以色列学生存在明显的组内支持行为,被调查者对来自Ultraorthodox学院的博弈对象比对来自世俗大学以及没有表明身份的博弈对象更加信任。Fershtman等人以比利时Flemish和Wallonn大学学生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也发现了组外歧视现象的存在:对外部人员的支付额度比对组内成员或者匿名身份者的支付额度要低。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以色列的犹太教学生对东方人更加不信任。Johansson-Stenman等人对孟加拉地区印度教信徒和伊斯兰教信徒的样本比较研究也表明,印度教信徒和伊斯兰信徒对同教者的信任要明显高于异教者。

信任引发的人际依恋,在成为宗教信仰选择的重要心理资源的同时也建构了社会网络,因此,宗教信仰被视为划分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属性。按照宗教社会网络理论的观点,社会网络分为由宗教信仰群体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和由非宗教信仰群体所组成的社会网络。与此对应,人际依恋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宗教信仰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另一类是对非宗教信仰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前一类依恋会阻碍宗教信仰转型的发生,而后一类依恋则会推动宗教信仰转型的发生。两类依恋影响程度的不同便构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网络结构,Kane等人将这种不同的结构模式称为结构可获性(Structural Availability)。结构可获性是研究世俗性和宗教性组织成员加入和退出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Rochford, 1985; Cable, 1992; Stark, 1996; Kitts, 1999; Williams and Queen, 1999; Schussman and Soule, 2006; Smilde, 2005, 2007)。⑦

宗教社会网络理论所说的两类依恋,实质上分别对应的是宗教信仰理性选择的成本与收益,对原有宗教组织的依恋,将会形成组织压力(Sherkat and Wilson, 1995),从而增加转型成本,降低信仰转型发生率;而对其他宗教组织的依恋则会增加信仰转型的效用,从而提高信仰转型发生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和宗教人力资本理论都使用了人际依恋这个词,并且将其作为各自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各自所强调的具体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前者认为,个体出于人际依恋,会倾向于与其所处社会网络的宗教属性保持一致;后者认为,当个体对宗教知识掌握越多或者与教会教友的关系越好,那么其进行宗教产品消费或生产时就越有效率,进而就越可能消费或生产更多的宗教产品,而非世俗产品。前者强调的是社会压力,后者主要强调的是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

在经验研究方面,婚姻被看做是宗教社会网络可获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信仰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质婚姻⑧有利于强化原有信仰网络的人际依恋,因此会降低宗教信仰转型概率;异质婚姻则更可能弱化原有信仰网络的人际依恋,因此会加大宗教信仰转型概率(Greeley, 1982; Stark and Finke, 2000)。Need和Graaf发现,娶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配偶会极大地增加信者脱离教会的风险。Alston的分析也表明,信仰转型与异质婚姻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此外,Crockett等人以及Hertel和Sherkat的研究都支持同质婚姻信仰转型的概率远远低于异质婚姻的结论。Hadaway、Stump以及Roof和McKinney的研究则表明,信仰转换者的宗教性要高于非转换者的宗教性。另外,从宗教参与的角度来看,同质婚姻家庭的宗教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异质婚姻家庭(Hoge and Roozen, 1979, Azzi et al., 1975; Ehrenberg, 1977)。Iannaccone基于美国天主教调查、北加利福尼亚教会成员调查以及1978-1987GSS三套数据,选用教会贡献、教会参与频率、圣经阅读频率和祷告频率作为因变量,并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结果发现,相对于异质婚姻,同质婚姻对上述因变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宗教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还可以用来预测人口流动性对信仰转型的影响。居住地理位置的变化,会降低原先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而增强新居住地社会网络的相对影响。如果新居住地与原居住地社会网络的宗教信仰属性异质,那么信仰转型就有可能发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将会越来越高,因此测量人口流动性对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参与的影响对理解宗教发展趋势至关重要,⑨已有的对二者关系的考察大都印证了人口流动性与宗教信仰转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adaway和Roof及Hadaway和Marler都发现,与迁移到一个新城市或州的人相比,那些居住在儿时故乡的人很少发生信仰转型。Born⑩的研究也表明,人口流动性提高了信仰转型的发生率。

地缘政治视野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扩充了宗教社会网络理论,因为之前该理论主要被应用于个体信仰转型(Long and Hadden, 1983; Gartrell and Shannon, 1985; Staples and Mauss, 1987; Hall, 1998; Granqvist, 2003; Chen, 2005; Chao, 2006; Zhang, 2006),而对地缘政治与信仰转型的研究主要以国家或地区为分析单位。Kane和Park对韩国基督教兴起以及其相对于中国、日本基督教发展更为成功的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地缘政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ontgomery也发现,对主导性社会的攻击行为,与归信该社会传教士所传播的宗教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由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平台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 威尼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