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条宗旨,傅斯年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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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前者是所谓“科学的研究”,后者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傅斯年举例说,仅以《说文解字》为本体去研究文字学,是学究的研究;而只把《说文解字》作为一种材料,同时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按照司马迁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而能利用各种直接材料,大到方志,小到私人日记,远如考古发掘,近到某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理出来,则是科学的本事。

本文摘自:《职业时空》2007年第18期,作者:沈年耀,《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

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便不断发展提高。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从《说文解字》的研究取代汉简,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识破《说文解字》,再到孙诒让、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断扩充,学问一层层进步。在中国历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也很广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现在,中国的学者不仅不能扩充材料,去搞地下发掘,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材料,如敦煌文献、内阁档案等,也坐视其毁灭、外流,却又在那里大谈“整理国故”,这样怎能进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现代的历史学已经成了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科,无不供给其研究的工具。没有自然科学的帮助,许多历史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依据上述三条标准,傅斯年提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条宗旨。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还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不是做文章,不是说教,不是搞政治宣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实。

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就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

傅斯年认为判断一种学问是否进步,取决于三个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

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

总之,傅斯年强调研究历史学要能运用新工具(如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扩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相互促进,史学方可走上科学的大道。正因傅斯年视史学为一门科学,所以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成为“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也正因要建设客观史学,所以“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正体现客观史学重视材料,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实得以“近真”。这种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也可称为“史料整理学”。傅斯年说:“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记,每取传闻,又多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因此,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实际上是指“我们要建立的近代历史学便是史料整理/编辑学”。它既是针对过去史学的弊病而发,又是针对近代史学的缺点而论:“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勿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

傅斯年认为这三条实在是一句话,没有客观的地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

在文章的最后,傅斯年提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的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发表以后的几十年里,史语所的学者们一直恪守上述几项原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研究方向进行着不懈的耕耘。

摘自程方、马亮宽《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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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书回顾了国学大师傅斯年的生命历程,生动展现了20世纪上半页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傅斯年既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被胡适誉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作者简介

程方,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地方社会史等专题研究,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马亮宽,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社会史、士人知识分子等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傅斯年评传》等,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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