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战略与宗教理念,美国基督教传统对国

作者:威尼斯平台

内容摘要:世界性的大宗教里面所包含的宗教理念[②],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个世界。尤其是当这种理念与世俗权益相结合,并被皈依者虔诚信仰之时,所形成的独具功利主义色彩的宗教理想,往往会成为凌驾于一切行动之上的至高原则。本文主要从美国的特殊国情、当代美国福音派基督教信仰、新保守主义思想、“9·11”政局等几方面,试图分析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理念中,影响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重要宗教理念因素。

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五月花号公约》,还是美国独立宣言,基督教传统从其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社会、外交等诸多方面,时至今日基督教传统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在政治领域,基督教传统始终是左右美国政治走向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督教传统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国家利益始终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因此对美国基督教传统关于国家概念认知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教关系。

关键词:国家战略 宗教理念布什主义 使徒使命

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五月花号公约》,还是美国独立宣言,基督教传统从其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社会、外交等诸多方面,时至今日基督教传统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在政治领域,基督教传统始终是左右美国政治走向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督教传统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国家利益始终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因此对美国基督教传统关于国家概念认知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教关系。 一、基督教传统对国家的认知 基督教传统对于美国社会的认知是以其信仰为基础,是在其信仰体系中认知国家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的基督教传统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但相同的是,对于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变化,基督教传统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 清教主义:“双国”理想奠基“政教分离” 清教主义始于16世纪下半叶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清教徒信仰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学说,不满国教改革的不彻底性,要求摒弃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式,提倡简朴生活。由于在英国遭受迫害,大批清教徒为了自由和清教主义的理想,远渡重洋移居荒凉的北美大陆。在新英格兰等地陆续建立殖民地,他们成为美国文化重要的奠基者,清教主义也成为现今美国主流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历史性元素。 在对国家的认知方面,清教主义深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坚持两个王国的理论,认为世俗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效率;而精神王国则是信徒们的理想所在,世俗政府的建设目标就是精神王国。这成为清教主义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信仰基础。在此基础上,清教徒“坚信基督是教会的头,政府和教会在上帝的主权下是两种不同的权柄。因此政府与教会相分离,成为两种并行的秩序(教会的权柄不会被看作是世俗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而人民在神圣的超验法则之下,保留有反抗一个世俗政府的最后的政治合法性。”[2]这就是清教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是美国立国的重要基础之一,也为美国后来独具特色的政教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清教徒虽然在人数上不占有绝对的多数,但是他们的思想具有先进性,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赞同。由于不想重蹈欧洲大陆的覆辙,清教徒选择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作为整个殖民地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教职人员在当时也参加政治活动,但他们多以精神导师和建议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但当遇到社会事务的问题时,清教神职人员则不会参与其中,即使涉及到宗教问题,也会交由地方政府或法庭来处理。这一时期的宗教与政治有着明确的界限,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教会,都严格遵守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包括宗教事务在内的日常事务都交由市民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来处理,神职人员在政治问题上显得小心翼翼。 当然,这样的一种政教关系也受到了质疑,有人就认为,由民选政府来处理宗教事务是对宗教的干涉,政教分离的原则应该是双方面的事情。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约1603-1683)就是质疑者中的代表之一。他在剑桥就读时成为一名清教徒,毕业后由于对英格兰教会的腐败不满,于1631年抵达了波士顿。在此之前,他的思想中就已经形成了政教分离的倾向,在看到马萨诸塞殖民地在宗教问题上过分顺从英国圣公会的现实后,他坚决认为这违背了清教徒为了宗教信仰移居北美的初衷。他坚决抵制政府插手宗教事务,并认为以政府的权力来规定民众的宗教行为或者支持教会的发展,是对于政教分离原则的严重破坏。威廉斯认为人人都应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就像人本身就是自由的一样,政府干预民众的宗教信仰是对信仰自由的破坏。他认为“基督的花园”应该与“现实的荒野”截然分开,而分开的方法就是建立“分离的高墙”。虽然像威廉斯这样的人被视为“异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真正推动了,甚至是实践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由于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组织,因此这样的政教模式显得极为珍贵。 大觉醒运动:宗教复兴推动社会变革 随着欧洲移民的不断增加,政教分离的原则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移民也拥有不同的宗教背景。早期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大多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在此之后来到北美殖民地的更多是寻求财富和利益。他们带来了欧洲更为先进的启蒙思想,同时也将北美殖民地变成了宗教多元化的地区,各类宗教寻求平等的发展,从而希望通过政教分离的方式进行相互制约。以清教主义为基础的“大觉醒运动”的爆发,使得这种愿望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 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是美国宗教史上四次基督教复兴运动的统称。虽然每一次大觉醒运动的具体内容、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是每一次都被认为是对基督新教改革精神的延续。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1926-)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第一次大觉醒时期的美国宗教认可了宗教复兴的热情,强调要转变信仰,对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进行了修改;在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美国宗教复兴表现为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与邪恶进行顽强的内部和外部斗争来获得上帝的恩典”[3],同时主张“美国人的使命是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一个上帝之国”[4];第三次大觉醒则从强调个人罪恶转向强调社会罪恶;“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大觉醒,是对当时社会堕落的反感而产生的,反对一切恶习和放纵行为,提倡高尚的道德观,注重个人责任感,辛勤工作又简单生活等。四次大觉醒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第一次大觉醒的成熟造成了反对英国皇室统治的美国大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大觉醒导致了反奴隶制运动的产生,并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第三次大觉醒导致了福利国家以及推进社会多元化政策的产生。第四次大觉醒进入了政治阶段,其中心任务是宗教改革。”[5]美国宗教历史上的大觉醒运动影响深远,其中包括不断变革的精神,以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现状不断重新审视的态度,使得基督教传统不但没有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反而成为美国社会变革的标志。 欧洲移民的开拓热情明显高于他们对宗教的虔诚,这使得教会陷入深深的危机。四次大觉醒运动都是在基督教内部或者现实社会中出现问题后发起的,是美国基督教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积极反应。“这一运动强调基督徒个人对上帝的皈依,认为教会成员身份并不重要。这一运动不仅打破了大多数家庭过去统一的信仰传统,更动摇了殖民地实行政教合一、压制其他宗教信仰的政策基础。该运动造就了一批赞成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宗教领袖。”[6] 在殖民地时期,大觉醒运动使得殖民地各宗教间增进了了解,促进了殖民地宗教信仰民主化的进程。而在美国建国以后,大觉醒运动使得美国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导向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例如禁酒运动、废除奴隶运动、抨击政府腐败行为、呼吁建立义务教育机制以及寻求女性的政治解放等等。这使得基督教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同时增强了其宗教信仰的宽容度。在一次次的社会运动过程中,美国的福音主义不断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人们开始更关注社会与人本身。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各种思潮也不断地汇入到大觉醒运动当中,形成了大觉醒运动不断发展、不断革新的特点,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20世纪的基督教政治神学:政治神学回应现实危机 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二战以后,人类对社会发展和自身的前途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此时的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其国内基督教发展势头强劲有数据表明,从1945年到1960年,短短15年间,仅教堂建设费用就从2600万美元增长为10.16亿美元[7],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基督教神学的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其中就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等人。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是美国新正统派福音主义神学的代表,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和社会活动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美国政治和外交,是美国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之一。尼布尔的理论核心是他关于人性的思考,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停留在学理层面上,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他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出来,其人性观理论也被很好的“移植”到其政治神学的观点之中,成为他的思想体系中十分为人称道,也是争论不断的部分。他将政治领域中的一些因素比喻为人本身,认为政治团体也会有“罪”,也需要“爱”,而政治领域的纷争需要用“正义”来调节和消除。由于自身的有限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需要人通过对他人的控制来消除,这种驾驭他人的力量在政治领域里就是权力。而由人组成的政治群体,在对内统治、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需要牢牢掌握权力这一群体性的工具。“一直到历史结束之前,政治都是良知与权力交战的领域,是人类生活中伦理与强制的因素相互渗透与暂时调和的领域。”[8]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理性与道德来维持,政治权力在其中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具体到现实政治问题,尼布尔的解决方案是民主政治。政府在权力运用方面的困惑是无法避免的,这需要民主政治去解决,社会开放与政府负责是民主政治解决困惑的基本条件。在国际政治范围内,尼布尔同样坚持正义的原则。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尼布尔有不少真知灼见,例如主张美国应遏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应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反对苏联的社会模式,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以牵制苏联;在战后成立一个由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组成的国际合作组织,发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美国应扶植德国经济尽快发展,以达到欧洲的均势局面;反对越南战争,凡此种种。这使得他对于美国当代基督教神学现实主义的理论论述更令人信服,也使他获得了“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神学家”的称号。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政治伦理学影响了一代神学家和政治家,后来更是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哲学依据,直到奥巴马政府都对他的理论推崇有加。 保罗·蒂利希是美国新正统神学家,被视为美国存在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他因希特勒的政治迫害而前往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蒂利希的思想深受欧洲存在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对于生存处境的真实描述。但是在新教信仰者的眼中,人类存在时的那份焦虑或是虚无感已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能否对于这样的困境给出有效的回应,这便是人类“存在的勇气”。人类的关怀是对于道德、伦理、品德的追求,而宗教是一切关怀中的极致关怀,因为它最抽象,需要最大的勇气去跨越理智的界限,因此是“终极关怀”,而基督教是这一切关怀中的“终极”。蒂利希把人道主义看作超越民主政治之上的一种新存在,一种来自上帝之国的诫命。他认为人可以创造神性,但这是一种渎神行为,这种渎神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对法和国家的偶像崇拜。如果美国宪法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绝对准则,那就是将有限的规定变为了无限的诫命,于是宪法本身便成了政治上的邪恶化身。在德国时,由于受到希特勒的迫害,蒂利希曾坚持宗教社会主义的主张,但到了美国之后蒂利希又转向了更为超验的人道主义,这使得蒂利希思想更具有精神层面的思考,摆脱了现实问题的纠结。 以尼布尔为代表的福音派神学和以蒂利希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神学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们为人们在社会转型期的政治苦恼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时期的美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欧洲移民的到来,神学思想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政教关系的认识更多的是思辨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巨大。20世纪以后,美国各种宗教派别层出不穷,各类思潮更是不断涌现。保守主义、福音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作用,单从基督教福音派的发展就可见一斑。美国福音派在20世纪的复兴运动和葛培理(William Franklin Graham,1918-)牧师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他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还是60年代的“耶稣革命”,都有葛培理的身影。1972年,在与尼克松总统一次关于犹太人控制媒体的密谈被曝光后,葛培理因深陷麻烦而作出道歉,从此,葛培理对于政治问题避而不谈。当然,福音派的影响并未因此而消除,只是其影响变得更为间接。从冷战开始,福音派由关注国内事务转向关注国际事务,出现了政治倾向上的变化。到了20世纪末,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反宗教迫害立法运动”到“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参与都显得极为活跃。对于国内而言,福音派推进了美国宗教伦理的的重建;对于国际而言,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当选总统几乎都是福音派基督徒,因此对外政策上都奉行福音派的政治主张和信仰,坚持以人权、尤其是宗教人权为主要议题参与国际事务,这使得福音派成为美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基督教传统对国家的影响 在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基督教的影响有着特殊的含义。无论是立国之本还是发展之道,美国的历史中充满着基督教的因素,基督教在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多元主义避免了类似于欧洲的宗教与政治难于处理的纷繁关系,同时也有利于宗教自身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稳定。阿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说过:“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9] 基督教传统对美国政治理念的影响 美国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信仰的多元化,这样的状况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美国的民族主义从基督教教义及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无论是总统人选,还是宪法的制定,甚至是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建设,无不渗透着基督教的意蕴。从最初的移居新大陆,到后来的建立统一联邦,基督教传统对于美国政治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政教分离的重要理念。清教主义则是这一政教关系重要原则的主要思想来源,再加之来自于欧洲的民主主义,于是便形成了美国政教关系的雏形,契约和法律成为这一体制的最有力保障。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其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作为行政权力的集中代表,美国总统不但是权力的象征,同时更是美国公民的政治领袖。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是基督教新教教徒,而大多数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美国民众自然会对总统有一种宗教信仰上的认同。美国总统有时会将自身的信仰同执政时期的政治决策联系起来。美国总统麦金莱在任期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并且声称这是上帝的安排。而对于威尔逊总统而言,宗教生活是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生活严格按照基督教规定进行,他认为美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强大正是上帝所要求的,是美国社会的共同梦想。 法院作为美国的司法机构,通常会遇到基督教方面的案件,法院对于政教关系的认识就成为裁定案件性质的重要因素。各级法院在遇到基督教方面的具体案件时,通常会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评判标准。对于法院的审判,基督教各派通常都采取了遵守判决结果的态度,因为宪法被美国民众认为是共同的信仰,审判结果并不取决于信仰本身。 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对美国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国会议员的基督教信仰不但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更是他们的政治信仰基础。当信仰基督教的议员在国会中占大多数时,基督教信仰必然会影响国家的立法决策,而国会中的宗教利益集团同样也会影响议案的产生和表决结果。在决议时,每一位议员都会有自身的宗教立场,而每一个宗教利益集团又都希望有利于自身的决议被通过。这使得国会决议不再简单是一个立法程序,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宗教派别间的博弈。当然,作为国会议员,他们不可能完全听信自身的宗教信仰,他们要为自身的政治决策负责,而有些时候的宗教立场的表态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基督教传统对美国社会制度的影响 基督教在美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建立了相关的道德准则,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在新世纪伊始,基督教传统都为美国社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准则。基督教传统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调和,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够真正成为正直、善良、可靠的人,而这也是个人得到社会承认的基础。像自由、平等、互爱、尊重他人这样带有美国标签的道德准则都是源自基督教信仰,美国人认为这些优秀的品质都是依靠坚定的信仰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美国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而美国的宗教信仰又宣称是不受政治干扰的价值体系,这就为美国整个社会的道德提供了更大范围的认同。同时,基督教传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由此建立的道德标准每时每刻都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美国社会的道德准则更多的是来自于基督教传统,这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可,不仅是因为基督教传统在美国社会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因为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宽容。这一道德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受法律保护,人格由其拥有的权利来体现,强调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尊重个人隐私和自主权,重视程序法和自愿订立的契约,社会和国家要确保个人的自主性,减少对个人活动的限制,并最大限度地提供充分竞争的机会等等。美国社会的道德准则虽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因其与人们信仰的宗教紧密相连,而使得人们对道德的遵循更具有信仰的意味。由宗教衍生出来的道德,从内心深处有效地制约美国人的行为,影响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态度。 基督教传统在美国社会中随处可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例如美钞上印着“In god we trust”的字样;总统就职时,要手按《圣经》宣誓效忠美国,而这一过程要有牧师在场;在法庭作证,证人要举手向上帝宣誓所言不虚;在庄重仪式上都不忘说“God bless America”等等。小到婚姻关系,大到民族情结,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基督教传统的影子。 3.基督教传统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的基督教氛围浓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外交政策的制定同国内的主流政治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自身的政治倾向又受基督教思潮的影响较大,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的基督教思想动向。美国近几年的外交策略似乎总是带有侵略和扩张的性质,而这样的政治策略说明,美国国内的宗教思潮认为美国的对外扩张是一种神圣的战争,这被认为不但是其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同时更是上帝赋予美国人民的特殊使命。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介入,被认为是拯救整个世界的一种手段,这些外交行为都有着强烈的基督教信仰基础。美国对外的强势姿态也是其自认为信仰优越的表现,美国人认为基督教信仰是最为纯粹、最为神圣的信仰,而这一信仰也可以拯救全人类,虽然这一信仰还没有为全人类所一致接受,这也就成为美国对外侵略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信仰体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对此通常会采取比较极端的做法,例如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发动战争。而其他一些与基督教信仰存在差异的信仰体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则会采取文化输出和外交对话等形式。当然,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反对战争、反对扩张的宗教思潮,但这种声音相对于主流宗教思潮而言却显得十分微弱。宗教为美国的全世界扩张提供了神圣化、合法化的重要依据。 美国外交政策另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就是将基督教信仰自由的观念不断向其他国家输出。这种输出方式之一就是通过难民问题来实现,而这也正是各类宗教所提倡的。虽然难民问题由来已久,同时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争论,但是无论是宗教团体的主动行为,还是以政府的名义实施的救援行动,被帮助国的人民都会留下美国人民或美国的宗教团体曾帮助过他们的印象。借助难民问题宣传自身宗教价值,宗教社团对此态度积极,并且能够得到政府的拨款以加强自身的发展。另一种输出方式就是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宣传自身的宗教价值。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人的价值要被充分地尊重,“异教徒”是急需拯救的。“落后地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对人权进行有效的保障,而这是美国人所不愿见到的。“这种源于宗教观的使命感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史中经常可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中的一大特色。在美国社会,宗教思想塑造了美国人的道德价值观,而使命感又把这种道德价值观向外输出。”[10] 三、基督教传统在美国政治领域中的地位 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基督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一直保持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确立于清教徒踏上北美大陆之时,形成于清教主义盛行之际,最后表现为以WASP为特征的民族认同。基督教传统不仅成为殖民地社会得以构建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塑造了当今美国的政治观念、商业关系、家庭生活乃至个人行为的细节。

国际政治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对外战略来源可以归纳为:外来因素、社会因素、政府因素、决策角色和决策者个人因素。鉴于美国社会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关系,美国政治学者海茨克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③]

尽管基督教传统并不是美国政治文化形成的唯一影响要素和动力来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以系统的宗教教义和自治的宗教组织在美国构建了以清教主义为特征的市民社会,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价值观念、伦理支撑和思维模式等基本内容,是影响美国政治文化形成的关键要素。“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政治的基本依托。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和探索美国宗教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是我们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的基础和钥匙。”[11]

[1]本文为“十六世纪以来欧美宗教与国家关系演变及经验得失”课题的部分成果。课题总负责人为张训谋,课题组成员有:雷丽华、宋明军、孙家宝、董栋、谢荣谦等。 [2] [美]凯利:《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王怡、李玉臻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56页。 [3][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26页。 [4] 同上,27页。 [5] 同上,11页。 [6] 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200页。 [7] 刘绪贻,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637页。 [8]R·尼布尔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9]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39页。 [10]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11]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一、美国的特殊国情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历史背景

1.美国民族文明中的宗教理念

卢梭在其传世经典《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个社会的合法性依据或法统神话必须是强有力的,能够激起公众为之献身,否则,任何社会都不能被有效地统治下去,而宗教信仰则可以在维持法统神话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事实上早期美国民众一直在努力构建这种既能够给当时移民社会提供合法性依据又能够让民族国家产生“公民美德”的“共同法”(a consensus juris),即寓于法律之后并支持法律的某种协议。而这种美德只能深植于具有广泛性和扩散性的宗教或宗教理念之中。[④]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欧洲清教徒移民建立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基督教新教价值观是美国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一方面,“因其历史和宗教史的特殊性,任何宗教在这个国家立足的过程中都已经过了自身内在的变化即美国化,也就是把自身与美国人共同的‘美国梦’联系在了一起”。[⑤]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世俗化进程,美国社会虽然在宪法上主张政教分离,实际上却是一个由基督教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具有强烈民族信仰的宗教化国家。有着浓厚宗教信仰背景的WASP阶层始终是美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力量,体现着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这一阶层制订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未曾禁止联邦政府对宗教采取鼓励的态度,甚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座位上方的石头上,就镌刻着《圣经》中的十诫。论到美国政治与宗教的这种渊源关系,法国政治学家阿里克希·托克威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重要的部分。”[⑥]今天,美国约有50万个教堂,有90%的国民祈祷;88%的国民相信上帝对他们的爱。全国约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⑦],5000多种宗教报刊杂志宣传宗教信仰。国内近500万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中小学生中,85%的人在教会学校,仅天主教的大专院校就有25所,中学1600所,小学85000所,神学院373所,各级学生总数多达400万人。[⑧]全美大学及其他许多公、私机构,如军队、监狱、警察局、医院、消防队、夏令营、机场,以及爱国者和退伍军人协会中,都雇有专职或兼职的牧师提供宗教服务。现在美国的国歌依旧在唱:“上帝保佑美国!”美元上依旧宣称:“我们信仰上帝。”美国社会的主流道德基础也依旧是“犹太-基督教道德”。有鉴于此,撰写《美国通史》的中国学者们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国教,但宗教始终与美国历史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

2.美国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中的宗教理念

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民主是历史的方向。无论在独立宣言[⑨]、美国宪法、还是在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讲当中,美国人在论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正当性时,都遵循着“上帝爱人、上帝赐每个人以权利,为保护这些权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逻辑。这一逻辑和理论早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意识形态中不言自明的公式化概念。托克威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说;“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存在”。美国宪政思想史权威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更敏锐地指出: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到尾就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思想背景的。[⑩]显然,在美国人心中,宗教自由是整个自由宪政的基础。宗教信仰作为一项个人选择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植根于美国开国先贤的理想。因此,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美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有鉴于此,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宣称:“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11]

3.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宗教理念

广义国家利益泛指一切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总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新教伦理的成功试验,是新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这种价值观认为,理想化的美国始终被一种理论证实,就是上帝祝福被上帝所预先选定的美国,最重要的是赋予美国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普遍基于宗教理念基础之上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基础被认为是美国得以强大的逻辑起点,其严密逻辑是:正确的信仰—>道德生活->法制精神->民主政治->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平发展与繁荣。[12]另一方面,美国在天时(建国正值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地利(远离两次世界大战却又大发战争之财的和平崛起之地)、人和(较早进入现代化的民族自觉与清教思想的个人奋斗精神)的特殊历史机遇下的和平发展与繁荣[13],又加强了美国人民对“伟大的祝福者”——“上帝”的信心与责任。其内在逻辑正如经济史学家North之言: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德准则,进而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又会反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个制度不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的,是从信仰来的。[14]持类似观点的著名的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正是基督信仰所包含的各样美德,才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因此美国历史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既自我封闭又自我张扬性的自助体系,其特有的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在自我封闭中相互加强,在相互加强中对外张扬,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平衡互补,带动整个美国文明向前发展。

鉴于基督教精神对美国国政民心的重要影响,尽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传统国际政治分析方法,以及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包括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国际机制论等,分别对美国国家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显然美国的国家战略无论是延续性还是变迁性,都是对这一民族基本精神的不同实践。就像儒家精神之于传统中国,伊斯兰精神之于阿拉伯世界,基督教精神始终在或明或暗地贯穿着整个美国历史,包括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与当代国家干预型资本主义时期。这种精神是美国的生命之源、民族之魂,是美国兴国安邦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是美国内政外交的基础与方向,是美国全部国家利益的无形象征。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努力,把理想的宗教理想——“上帝的事业”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美国利益”潜意识地融为一体。这种精神对内表现为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提振民族理想与希望,开启民智民力,使之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理性与信心;对外表现为一种以“美国利益”为基础的,以基督教文明的“千年帝国”为价值取向的,强权性干预与救济的“天定命运”论。

为了全方位谋求并巩固美国现存的国家利益与综合实力,以期更好地实现这一“天定命运”之中的伟大理想,美国必须暂以现实主义的“善意的霸权”主义为手段:鉴于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必要性,美国可以理所当然地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性均势(包括当前的美元价值与OPEC格局)失衡而战;可以为争夺世界上任何一种有利于美国“善意霸权”手段顺利实施的公共资源(包括中东的石油资源与核研制权)而战;甚至自认有权分享“上帝”所赐予的一切领域之中的一切利益,无条件享有绝对优先权;同时有义务有资格担当“上帝”的代言人,自命“先知”、自称“祭祀”、自比“使徒”,挟“自由”以谕列国,假“民主”以行天下;直至一边虔诚地赞美“造物主”的伟大,一边勤奋、聪明、实用、功利而又科学地利用现代文明,理所当然(“全面参与,永不负疚”)地代沉默的“上帝”建立地上的“耶路撒冷”。这样,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为美国价值观的普世化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是故,哈佛教授亨廷顿一再鼓吹: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16]

4.美国政教分离政策中的宗教理念

政教分离被普遍理解为近代以来政教世俗化运动的基础与必然结果,但很少被认为是合符宗教信仰本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即:政教分离是新教教义自律的一个原则,目的是为了纯洁信仰,以发挥信仰本身的社会正功能。

肇始于马丁·路德“因信称义”思想的欧洲政教分离运动,是建立在政教长期结合却又相互误用所造成的政教双重堕落,以及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继之而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教世俗化运动。与此同时,美国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正处于新教移民“新大陆”初期——清教徒“理想国”的创始阶段,一个“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的,既没有腐败的政权,更没有昏庸的教权的“太初”阶段。相对于欧洲为了限制昏庸的罗马教廷,还权于政的政教分离之目的,美国的政教分离更多的是为了界定新政府的理性功能,为纯粹的新教信仰钦定自由,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教会与国家机构的分离,而非宗教与政治的分离的[17]——“貌离神合”的分离。

鉴于基督教文明本身所包涵的进步理念对美国国政民心的持久影响,以及政教分离本身的真正意图和最终目的,美国学者威尔·赫伯格认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最坚持政教分离,但又是宗教情绪最为强烈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与教育、战争与和平以及美国内外政策等领域,宗教起着决定性作用。[18]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威尔逊也说“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19]论到美国宪政运动与信仰自由精神,世俗历史学家贝雷(Thomas Bailey)甚至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是故“必然有一种思潮认为,美国开国元勋们实施政教分离确实意在培养强大的宗教势力,这对政治制度的运作大有裨益”。[20]有鉴于此,现任总统布什曾公开表态:我相信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但我想明白一点,我们将欢迎,我们应该欢迎有信仰的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基督教信仰进入这一舞台是绝对需要的。正像你们的信仰帮助你们决定如何生活,你们对政治的参与也决定我们的民主运转有多好。民主运转的有多好完全取决于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的素质。[21]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既主张“政教分离”又经常保持着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所谓的“一个国家,两种精神”或“精神分裂的民族”的奥秘之所在。最微妙的是,尽管宪法主张“政教分离”,表面上看似政教互不干涉,但美国WASP阶层一贯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内政外交方式,无疑起到了实践并宣传基督教核心价值观念的目的。

5.白宫信仰传统中的宗教理念

美国人认为,美国之所以伟大和天赋非凡,与美国的历届总统都信仰基督教或追求基督教理念有关。“支持犹太教-基督教原则是国家之所以伟大的基础这一思想”早已深入国政民心。美国的执政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几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美国至建国到现在的43位总统中,42位是新教徒,只有约翰·肯尼迪是天主教徒)。历届白宫之主们无不怀着民族特有的宗教热情,坚信美国应当继续“在上帝庇佑下”,顺从上帝的旨意,并“继续是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即基督教经典教义的信奉者。1776年“大陆会议” (Continental Congress) 规定:“所有公共团体及个人要尊崇和仰望上帝,因为他是万事的至上处理者和各国命运的主宰者”。[22]几乎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都是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下,手按家族《圣经》宣誓,效忠美国和宪法,捍卫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并且始终把宗教自由放在重要位置。

宣誓就职的总统即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表者,美国基于“犹太-基督教”理念之上的民族精神的追随者。以强烈的民族精神谋求国家利益,又以国家利益巩固民族精神,是美国历届总统潜意识之中对其民族信仰的一贯忠诚。历史学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在研究时发现,所有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必然共识是: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起来;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等。[23]这种共识包含了美国总统所特有的,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执著,以及对民族国家特有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有鉴于此,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以来自华盛顿的牧师轮流主持的祷告开始,两院都设有专职牧师为议员们服务。每届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还组织祷文与《圣经》研读小组进行活动。许多州议会也有类似的安排。

6.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宗教理念因素

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宗教理念因素主要表现为:普世主义的世界观、“天定命运”的国家理想、以及善意的霸权理论。国防大学世界政治经济教研室副主任江凌飞教授认为: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三个传统,即基督教孤立主义(Christian Isolationism)、基督教普世主义(Christian Universalism)与基督教现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价值观和文化,对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为:1、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2、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论到这种民族传统及其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大卫·雷·格里芬在其著名的《后现代宗教》一书中曾指出,具有基督教神学特征的超自然主义的、极端唯意志主义的上帝观在以加尔文教派为主流的美国社会始终占据特殊的统治地位。“这种教义为那种种族主义观点提供了所需要的支持,这就是认为上帝和人一样,爱一些人,对其他一些人漠不关心,而且还恨另一些人。这种唯意志论,为世界作为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之间的战场这种两极化观点,提供了神学支持。”而且“这种超自然主义的上帝观,一般地说是助长了现代帝国主义,特殊地说则是助长了核威慑论。”要之,现代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思想还在坚持超自然的上帝观。这种观点对美国的政治精英产生很大影响,表现为政治上的帝国主义,把凡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都当成敌人。小布什对世界的措施,美国的战略考虑,都有这种宗教观念上的依据。有鉴于此,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政治学博士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教授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将自由之光和美国人所理解的“进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正是美国人认为自己可以干涉他国内政并且不接受他人批评的哲学依据。[24]

以史为证,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战略源远流长。早在建国伊始,美国国父之一潘恩就曾相信美国“拥有重塑世界的内在力量。”[25]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认为“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根据这种特殊的国家理想,1845年,《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创办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首先推出“天定命运”这一词,并认为,美国人在北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与征服行为是顺应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的,19世纪上半期表现为南部种植园主向西向邻近国家扩张的“门罗主义”,19世纪下半期表现为北部工商业企业家向别国进行殖民扩张的“新天定命运说”。“新天定命运说”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力图证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WASP”注定要肩负起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的伟大使命性。这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形成的原始逻辑。这种意识形态甚至要求美国应当在世界上扮演“民主十字军”角色。在过去的200年间,为了追逐美国的特殊利益、推销美国的特殊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特殊使命,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就像草创地球的“上帝”一样,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斯·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1920年,国际联盟的成立,更开创了以美国文明为主导的世界“新帝国主义”时代,从此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得到明确而强硬的表达。至今,作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著名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近作《大抉择》一书中,仍坚信美国就是《圣经·马太福音》书中所预表的那座照亮世界的“山颠之城”。

可见,作为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和美国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精神中的宗教使命感始终是影响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变量,这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驱使其大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建立起一个能够实践基督教理念的世界新秩序。只要美国仍然具有与他国不同的“天然”优越感,美国国家战略中的这种宗教理念因素就不会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自1890年美国《海军法案》的诞生到2006年美国《国家太空政策》的出台,无不受到这种具有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宗教理念的影响。今天,美国的这种“民主救世论”正在中东大显身手。

7.美国选民普遍诉求中的宗教理念

美国宪法尽管规定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国家行为原则,但无论哪种权力都离不开选民与选举。总统、国会议员、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立法、司法机构的成员在理论上都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可。显然,占国民人口86%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经济政治,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是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在对外整体战略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积极实践基督教理念的传教实体。1994年当共和党一举夺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时,共和党领袖多尔的首席竞选顾问威廉·莱西曾感叹地说,“没有宗教右翼卓有成效的支持,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竞选提名或大选是绝对不可能的。”[26]即便是民主党,也不敢忽视宗教右翼的影响力。1996年,竞选连任的克林顿除公开表态支持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权利外,又在白宫接见了在全美有影响的100名牧师,以此改善与基督教保守派的关系,争取保守派选民的支持。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皮尤研究基金会(Pew Research Foundation)就选民的态度与总统竞选者宗教信仰的关系做了个调查,结果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27]基于这种对竞选策略的考虑,美国的政客、官员相当重视选民的宗教诉求,以便在最大程度上通过代表民意争取选票。有鉴于此,拉尔夫·里德认为,“美国的前途不取决于谁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取决于谁坐在宗教原则的办公室里。”[28]

8.以上特殊历史国情中的“宗教理念”对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重要影响

宗教理念对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继续保持对世界二元论的认识、对单极霸权和普世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布什主义”的基本路线明确表示:美国应当积极运用所享有的支配性军事及其他权力,改变目前混乱、邪恶和危险的世界体系,造就一种符合美国偏好、反应美国利益和价值、从而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秩序,并美其名曰“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其制度反恐、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的“三位一体”战略,俨然构成了“布什主义”强硬的“使徒使命”。这种理念影响着布什政府在其国家战略中始终以美国的安全、强大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价值取向,引导并期望世界实现基于美国文明与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和平与繁荣。

鉴于宗教自由在美国全球“自由民主人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突出强调:“努力推进宗教自由和良心,反对侵犯这些权利的政府”。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布什说:“在美国的性格深处,有一种光荣,它比玩世不恭更加强大。许多人重新发觉,即便是在悲剧,尤其是在悲剧发生时,上帝就在身边。”并且能够“意识到我们被召唤在人类活动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29]

2003年1月的国情咨文和2月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布什甚至明确表达了美国国家战略中这种特定的宗教理念取向:即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相信上帝给予人类的尊严;自由是上帝赐予全人类的礼物;美国外交政策是为了发扬和保护人们选择政府的自由和以合适的方式敬拜上帝的自由;美国对这个世界有着特殊的责任;我们蒙召将世界引向和平。显然,布什任期的“大中东改造”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慢慢软处理伊斯兰文化中的“野蛮”价值观,以及消灭由这种价值观必然产生的贫穷、落后及其必然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的敌意与恐怖行为,从而使其更好地纳入西方文明体系,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深受宗教理念影响的民族理想。为此,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就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两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的宗教意识形态至关重要。论到布什的宗教价值观与其政治价值观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表示,布什专制色彩的基督教言论异化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造成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疏远。在一本名为宗教与国际事务的著作中,奥尔布赖特认为,当布什说“上帝在我们这一方”时,这与前总统林肯说的“我们应站在上帝的一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了进一步明确方向,《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重点强调,美国将继续以现实主义的手段,达到理想主义的目标。即继续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内容,以“善意”的霸权为手段,达到以美国文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目标。为此“美国必须继续充当领袖的角色”。[30]事实上,这种“普世主义”的战略理念是与美国历史上至《五月花号公约》以来就坚持的“光荣与梦想”——“为了上帝的荣耀以及扩展基督教信仰”[31]的伟大理想一脉相承的。

二、福音派基督教信仰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信仰背景

布什主义的理想是以美国实力的绝对优越性进行全球民主化和根除暴政,核心是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为基督的以美国利益为价值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福音教会的复兴被称为美国宗教史上第四次宗教大觉醒。当代基督教福音派主要通过各种布道方式,以及各种层次的教育、传播媒介,成为对美国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基督教流派。自布什上任以来,以白人新教福音派为主干的宗教右翼[32]成为美国政治右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在布什政府的许多内政外交领域,“上帝国与恺撒国之间分明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指出,在对外政策领域,宗教右翼是一场以鼓吹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强大国防、国家主权、人权和信仰自由等为基调,以反共为特征的道德十字军运动。在许多情况下,宗教右翼均对政治右翼政策主张作了类似神学诠释。甚至主张将其福音主义作为“解决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答案。”[33]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影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因素中除了时代与机遇外,最重要的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布什政府的智囊团多属亲福音派政治右翼加宗教右翼分子,甚至布什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福音派基督教徒。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能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其个人心理特质、特殊经历的特殊体现,又是其民族精神里传统宗教理念的典型体现。建立在这种信仰基础之上的政治理想与宗教理想对于皈依者布什本人是密不可分的。坚定的宗教信仰必然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取向:把一个原本少年轻狂、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中年又因生意不顺、酗酒成瘾,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得克萨斯牛仔,戏剧而又真实性地转变成为一名乐观上进、信仰虔诚、开始对政治有着强烈理想与报复的鹰派战略家、政治家,从而无形中影响了他作为一国之主在内政外交上的重大决策。美国学者保罗·肯戈在评价布什的基督教信仰时说:“在这个政治家的信仰普遍受到怀疑的当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什的信仰就是他的生命指北针。”[34]事实正如他自己之言:“这是一种命定,将我推上现今的职位。希望我的任职乃是在回应某个美好的目的……,因此我要全然倚靠那位一直保守我、祝福我的上帝”。[35]显然,布什认为自己有责任将福音真理应用在美国最高行政首长的召命上,要在最实务的层面上,将信仰与公共政策相结合。

首先,福音派基督教信仰中的“普世理念”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中的政治理想。

自皈依基督教以后,以“美国利益”为世俗基础的“上帝的事业”成了布什生命中的最高理想。他当选总统前的论文集《持久奋斗》(A Charge to Keep)就是一首基督教赞美诗的题目。这首赞美诗强调基督徒要服侍现世的事业并按主的意愿行事,听从主的呼召去成就大事(calling to fulfill)。在成为总统之后他声称,耶稣基督是自己最崇拜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2003年布什在公布每年1月16日为宗教自由日时声明:“当我们庆祝美国人民享有的宗教自由时,我们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民无法享受这种自由。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拥有信仰的权利和表达及实践个人信仰的权利。本届政府正致力于揭露宗教迫害并敦促我们的盟友,贸易伙伴为实践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在世界各地进行努力。只要我们同心合力保障宗教自由,我们可以改善人们的未来”。2006年1月16日布什重申:“我们继续努力反对宗教歧视并反对任何针对宗教自由的侵权行为。”“今天,我们正在全球推进宗教自由。” “积极反击世界任何地方对宗教的迫害。”[36]显然,布什和助手们已完全继承了“美国优越论”的思想精髓,以一种自信和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目光审视世界,并带着一种以美国模式改造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自豪感。针对这种特殊的使命感,《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深编辑巴隆尼(Michael Barone)评论说,布什的就职演说像1917年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一样,标志美国再一次承担全球道德责任。

可见布什政府在做着它的基督教“千年帝国”之梦时,正是凭借“上帝事业”的宏大思维,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竭诚推行其独具宗教理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神圣的理由去“善意”地“捆绑”邪恶、宣扬正义,“拯救”野蛮外邦,包括它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及其改造它们主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把自己的文明通过一系列国际组织、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文化模式以及吸收美式民主国家进入美国体系的全方位战略,变成他国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布什主义正是想把美国主导的这种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制度化、永久化与神圣化。

其次,福音派原教旨主义中的“末世论”和“统治神学”(DominionTheology)思想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中的价值基础。

统治神学是西方流传了数千年的“后千禧年主义”的时代产物。福音派统治神学的基本主张是:神的选民要统治世界。日本神学家政治学家栗林辉夫认为,布什在接受了埃凡斯[37]的统治神学之后,就开始以“救世主式的领袖”自居了。[38]布什主义深受原教旨主义中的末世论与统治神学影响,其思想源自于《圣经·新约》。《圣经·新约》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部分叙述上帝对人类的“爱”,即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来救赎人类;最后的启示录部分则宣告了上帝的“怒”,是对撒旦势力的惩罚。两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圣经》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帝形象,也就是,上帝既是慈爱的救赎的上帝,也是公义的惩罚罪恶的上帝。因此,夺回这个世界,不仅要靠祷告和传教,还要诉诸各种政治手段,在《圣经》的教理之上,依照《圣经》的教义来改造这个世界。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带有强烈的启示录式的战斗性色彩,自上任以来,布什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打了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自他在西点军校演讲时宣布“我们正处在善与恶的冲突之中”后,这两场战争就被美国的福音派教徒欢呼为“善”对“恶”的战争,甚至被认为是哈米吉多顿[39]战争的预演。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法瑞德评论这两场战争说:“布什真正相信启示录,相信善与恶的斗争现在到了关键时候”。宗教学家麦克希尔在其《布什的启示录情结》一文中也说,“只有了解启示录神学,才能了解布什。布什相信自己为神所选召,负有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彻底地扫除反基督势力”。在这一“使命”下,布什在全世界范围内向撒旦的势力发动了进攻,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保留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从不放弃对北朝鲜动武的可能性。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这些伊斯兰和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国家,都是撒旦的势力。对中东反美色彩不强烈的国家,布什要求他们民主化,对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布什要求他们彻底地摆脱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实行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布什则把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民主化成为免除债务或接受经援的首要条件。这些做法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基督教文明统治。因此,布什的笔杆子——曾经长期担任白宫撰稿人——弗莱姆说:“战争让布什成了十字军骑士”。[40]

三、新保守主义思想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理论背景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并且深刻影响到美国的国家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总的来看仍然趋向右倾保守主义,且宗教保守主义成为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41]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的头脑》一书中将保守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六大信条,其中第一条就是“相信神的旨意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42]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上帝的信仰;对人性的认识;对民族国家的承诺[43]。

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保守主义[44]运动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内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派中的宗教保守主义声称“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须由道德真理来保障”,“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须由宗教来保障”,并主张一切问题都应该由恢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来解决。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布什父子等都属于这个政党。随着激进的福音派白宫新主布什的两届连任以及新保守主义新贵的得宠,新保守主义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标准,以美国实力至高无上为基本特征,谋求建立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制度化单极世界的国际体系论与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理想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统治神学思想不谋而合,一跃成为当前影响美国政坛的主流思潮,构成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具体表现为当前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保守思想与宗教意识形态色彩的日渐加重,最明显的是,由克林顿政府批准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布什在其第一任期内便果断付诸实施。

显然,这届白宫政府正是怀着更大的信心与责任,试图使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扩张。“9·11”之后,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特意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善”,整合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从而构建基于基督教文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自由主义内政外交中所坚持的“正当优于善”的“重叠共识”(见罗尔斯《正义论》),已明显让位于新保守主义所虔信的“善优于正当”的“单边主义”。这种近似霍布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既继承了“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的古希腊自然主义政治哲学观,又肩负了福音派基督教思想中的普世救赎使命。在“新保守主义”的鼓吹下,在民族文化的偏见中,“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人道主义干涉有理”、“西式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单机稳定论”、“文明的冲突”等奇谈怪论发生了,美国在海外频繁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合理化了。

四、“9·11”事件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时代背景

传统均势理论认为国际冲突是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在对立统一中的均势失衡。然而在南北实力差距巨大的当代世界,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却在于“后均势主义”强力意志的“单边主义”行为。美国为了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以积极实践“上帝的事业”,不惜牺牲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均势理论”,其独家推出的“单边主义”作法正在造成许多灾难性后果。“9·11”事件正是“后均势主义”抗议者对“单边主义”的戏剧性解构。这一事件却激发了后者更加强烈的反应。布什主义的“使徒使命”正是在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反应中最终完成的。[45]

当今社会由于财富、权利等资源分配极度失衡,“文明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等同于基督教文明”。[46]鉴于宗教与民族问题在普世文明中的重要性,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总喜欢以正统文明自居,在终极关怀与现世福祉上自负地拒绝着任何民族的理论创新,只信仰上帝的生命之道。并且以自宗独一的宗教真理为荣,傲慢地对待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禁忌与风俗,武断地斥责其他国家为野蛮之域、无信仰之子、或敌基督的外邦,甚至是邪教徒操控的“邪恶轴心”。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势力或人,都将被“最文明”的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对外战略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邪恶势力先是日本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对于布什和基督教保守派而言,“9·11”、本·拉登、萨达姆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代表的不是单纯的某个个人、组织、国家,而是一种世界上最危险的“邪恶势力”,是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今天的继续——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的挑战。现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大抉择》一书的作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明确把“9·11”恐怖袭击解释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根源于两者文化与价值观的对抗与冲突。因此布什认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应攻击,消除邪恶世界。恐怖主义试图重塑这个世界,目的在于将他们的信仰强加于其他人。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上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47]

显然,“9·11”事件迅速提升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理想的内涵,激发了白宫古老的宗教情结——“公义的愤怒”,[48]当布什被《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年度风云人物,该刊记者问他是否准备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利时,布什曾理直气壮而又踌躇满志地宣称他已拥有他所需要的所有权利了[49]。正是这种“所有权利”把美国文明向全球进军的三段论——“政权更迭”的霸权逻辑清晰地暴露了出来,即:1.对方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或者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权,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2.对方是一个专制的不民主甚至是邪恶的政权,它的人民渴望并需要解放、自由与民主;3.美国的责任是推翻现有政权,帮助这个国家建设繁荣和自由的社会,美军是解放者,是和平卫士。根据这一清晰的逻辑,“9·11”事件后,布什认为,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充满暴力的邪恶政权,完全没有宗教自由,萨达姆对内镇压什叶派人士和库尔德部落,对外侵略伊朗和科威特;巴格达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萨达姆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这群邪恶分子掌握这种武器,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造成可怕的威胁。无论从“神圣使命”上还是从“世俗道义”上讲,美国都有必要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略性打击。而且布什政府官员在强调伊拉克的民主化将为其他中东地区国家提供样板时,他们的思维方式依循的是“多米诺骨牌”逻辑,即民主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将会导致连锁效应,影响其他国家,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民主之路。因此,在伊拉克进行“倒萨”并建立民主政权,既可以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树立一个榜样,还可以有效地控制此地区的伊斯兰教势力,从而进一步推广美国式“基督教文明”。在这里,宗教自由与打击恐怖主义、捍卫“民主自由”原则、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挂上了钩,理所当然地得到布什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8月31日,在纪念“9·11”事件5周年前夕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布什甚至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指明美国的这场战争是“一场21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战争。[50]

可见,在美国以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为名的进攻性外交政策背后,仍然隐藏着传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冲突的古老宗教情结。前总统卡特在论到这届白宫的大中东战略时就认为,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完全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51]

五、布什主义国家战略中的“使徒”宣言

由“上帝的事业”派生出的充当世界和平仲裁者始终是美国决策者们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当和平被作为一种政府政策原则时,它背后的目的已经超越了和平本身。尽管白宫一再声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世界带来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文明世界,但布什以“美国利益”实现“上帝事业”之举实际上正在试图否定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会》以来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一个凌驾于一切国际规则之上的帝国形象越来越清晰了。为了初步界定布什政府的帝国思维,2001年布什政府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拉姆斯菲尔德明确宣称:本项评估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把防务规划的基础从主导过去思维的“基于威胁的”模式转变为未来“基于能力的”模式。[52]

为了全面推进白宫理想,在被“绳之以法”的阿富汗、伊拉克极力促进“解放区”的美式“自由民主”化同时,布什表示,要以这几个国家的民主选举为典范,继续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重视妇女、宗教温和化改革等各方面全面、扎实、强力推进其“大中东民主计划”。这是美国历史上“光荣与梦想”的现实需要,更是美国一贯奉行的,基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之下的意识形态战略的必然逻辑。

在这种“必然逻辑”下,即使不再在布什政府里任职的新保守派人士,也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政府。新保守派一些骨干分子在《旗帜周刊》及美国其他报刊[53]上发表文章,联名写公开信,并出版书籍,竭力声援鹰派当局的对外政策。2003年小克里斯托尔和劳伦斯·卡普兰合作出版《我们从巴格达开始的道路》,提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如何控制全球的设想,鼓吹“如果不推翻所有看起来会制造麻烦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我们大家都是懦夫”。2003年10月帕尔和布什讲话稿撰写人戴维·弗鲁姆出版《结束邪恶:如何打赢反恐战争》一书。书中鼓吹必要时通过直接行动积极促进沙特阿拉伯盛产石油的东部省份同这个国家分离,进入叙利亚领土追捕恐怖分子嫌疑人,准备对北朝鲜实行全面的空中和海上封锁,对北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推翻伊朗政权,不再因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采取类似美国正在对基地组织采取的行动而批评以色列。他们在书中还主张:把法国从欧洲国家中孤立起来;同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愿意结成防务伙伴关系的亚洲民主国家结成像北约一样的亲密和持久的防务关系;对台湾作出军事保证,建立亚洲地区弹道防御系统;如果中国在反恐问题上不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如果他们继续侵犯基本人权,美国就难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除非对联合国宪法进行修改,使其符合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理论,否则美国就明确反对联合国宪章的管辖权。[54]这口吻听起来就像圣保罗的《书信》[55],以“使徒”的身份或表扬或指责或督察或命令,既“神圣”又“威严”,令人难以抗拒。伊拉克战争后,美军事部署的基本路线便是:驻军伊拉克,稳住中东,倚重中、东欧,羁绊欧盟,东扩防线,合围俄罗斯,强化东北亚,遏制中朝。[56]

六、结语与批判

综上所述,美国民族信仰中的宗教理念——基督教“普世主义”、善恶二元论与新保守主义思想中基于自然说的“天定命运”观、强权公理理论之间内在逻辑上的相容与互动性,对当前“布什主义”国家战略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带有宗教理想主义色彩的“善意”的霸权主义造就了“布什主义”强硬的“使徒使命”。

历史从不把任何教训强加给任何人,历史的善恶只取决于身处历史之中的,具有理性之主体——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尽管并不排斥许多偶然因素的戏剧性参与,人的意志及其支配意志的理智始终在起主导作用。就全球正义而言,康德的理想一直是人类所向往的追求。整个世界若要达致“永久和平”,那么它不仅要成为一个法的共同体,而且必须也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不仅指政治伦理,也指道德伦理。然而世界是繁难的,存在是多元的,现实是复杂的,理性是有限的。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者们就已隐约意识到“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道德心和罪恶心的最后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一个秘密”,因此“关于世界上各民族如何对待人生的最高目的、上帝、美德以及永生不朽的问题,人们可以研究到某种程度,但绝对不能对它们作绝对的严密和精确的比较。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证明似乎显得越清楚,我们就必须越发谨慎,以免作出不适当的假定和草率的判断”[57]。

同样,在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的共识中,尽管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见罗尔斯《正义论》1971),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无论是在文明共同体内部,还是不同文明之间,由于社会整合、价值共识的重构既跟不上社会世俗化的速度,也达不到文明自身的深度。拥有不同价值观、宗教观和文化立场的人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发生的巨大裂痕,必然要求价值观的多元并存。对古代轴心文明有出色研究的艾森斯塔特曾经深刻地分析过:虽然人类目前进入了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第二个轴心文明时代,然而第一个轴心时代的各种文明,依然镶嵌在现代性之中,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中国的儒教,依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现代性。

显然,西方现代性中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思想本是“辩证法”语境里的相对论,只能因文化相对主义及其相应国家政权性质的阶段性需要进行权益变通,因国制宜。因此,美国基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之下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理念,只能对广义基督教文明国家有其“布道”的价值,对于“伊斯兰——儒文化”[58]圈来说,无疑于“范式”之间的偏见,并无必然如此的不可选择性。最重要的是,极端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理念将会导致国际社会在缺乏“公度性”的“价值真空”中造成“价值危机”。因为这种“自由、民主与人权”只能给人提供选择的可能、平等的机会与存在的尊严,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但是使命自负的美国自始至终都彷佛是这些重大问题的揭密者与终结者,并且带着宗教理想般的自我优越感一味迷恋于单边主义的集权意识。这是弃可怕的历史教训于不顾,盲目自信于强者的信条——以“善恶二元论”思维,定“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下的西方文明于一尊,并且不惜以强力意志维持自身话语权的合法性,甚至将这一精神当作真理的标准,裁判世界,一厢情愿地代“沉默的上帝”向满心狐疑的世人宣告自以为“唯一正确”的“生存之道”。从而让“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本身违背逻辑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手段与目的背道而驰),沦为意志独裁的绝对命令。这无疑是激化当今国际局势危机升级的重要因素。

历史进程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差异是事物活力和多样性的来源,是变化和变革的动力。不能容纳异质成分是走向僵死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差异的观念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无论是国家内部对多元性的包容,还是全球范围内对多元化的保护,都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59]因此,在多元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将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只有“多元文明程度不同的、不同层次的‘共存’、‘交流或融合’,才是人类文明史的大趋势”[60]。要之,正如罗尔斯在《各国人民法》中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为了理性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显然,作为战争的整体控制机制——国家战略也不例外。

当然,从普遍人性论的视域出发,这一批判理论并不否认东西方文明之间所共同具有的某种“普遍道德”观的可能性,否则世界文明之中将不存在任何“合力”进步的因素,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合力”者“齐心”为始,心之所“齐”必意念相通,旨趣可约。不惟可理解、更可合作。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惊世力作《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要之,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路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旯”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有鉴于此,黄仁宇先生强调,中外共通之点,今日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变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61]

参考文献:

1.《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理解国际冲突的理论与历史》,[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4.《文明与国际政治》,王辑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全球通史》,[美]斯塔夫理阿诺斯著,董书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论美国的民主》,[法] 阿里克希·托克威尔,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

7.《正义论》,[美]罗伊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思·韦伯,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9.《美国总统全传》,林涛,裴迎钦编著,时事出版社 2004年版。

10.《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0年版。

11.《牛津基督教史》,[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2.《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3.《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美]乔治·马斯登著,宋继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4.《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董小川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15.《美国的本质》,于哥,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版。

16.《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David Aikman,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17.《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美]斯蒂芬·曼斯菲尔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18.《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海茨克著,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19.《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阿尔文·施米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0.《宗教与美国政治——从殖民地时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克·诺尔编, 牛津出版社 1990年版。

21.《天堂与实力》,[美]罗伯特·卡根,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22.《布什的秘密世界》,埃里克·洛朗,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23.《文化神学》,蒂里希,工人出版社 1988年版。

24.《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J·艾捷尔编,赵一凡主译,海南出版社 2000年版。

25.《美国-新罗马》,[德]本德尔著,夏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

26.《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王振西 主译 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7.《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8.《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29.《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梅孜编译,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

30.《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年版。

31.《宗教与美国社会》,徐以骅主编,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

主要参考网站:

注释:

[①]使徒使命:引申自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31页。)一书中关于布什的“活出使命”一说。本文特指美国思维中的“天赋使命”观。

[②]宗教理念:本文特定义为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对上帝虔敬的、准功利主义的现世福佑与来世救赎观念,即一种对自己的利益(关乎今生福祉与灵魂得救之利益)与上帝的利益的信仰与护教理念。其独特性是,在这一理念中,人、神的利益是一致的,成正比关系,即爱神就是爱人,利人就是利神。

[③]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M],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④]英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9页。

[⑤]戴康生等主编:《宗教社会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⑥]阿里克希·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⑦]1997年美国“全天候宗教台”占所有电视台的十二分之一。全国宗教广播网报告指出,“过去10年中,宗教电视台增长了75%。”

[⑧]《美国宗教教派》 20050415。

[⑨]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英国政府践踏这些权利,所以要求独立,建立保护人民的政府,“向这个世界的最高的裁判者”上帝“申诉”独立“意图的公正”,并且“对上帝的庇护充满了信心”。参见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⑩]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 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1页。

[11]参见美国务院《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P],前言。

[12]施米特在其传世著作《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认为:基督教教义对自然权利和人神契约的宣扬,强化了市场经济以产权明晰、经济自由和平等交易等为内核的制度精髓;基督教对教育、医疗、劳动者尊严、性别平等、科学等方面都非常重视,并通过教化的方式在平民中传播正确的行为准则和生活目标,激励普通人追求体面生活。基督教在市场交易之外塑造着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道德基础,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美好境界:道德与市场的有效结合。

[13]2000年,美国GDP的规模几乎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法国三国GDP的总合,相当于中国的8倍,俄罗斯的20倍。截至2001年2月,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118个月,成为自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32个增长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同年,被誉为资本主义“精神堡垒”的《财富》杂志全球500强公司排行榜中美国已拥有197家,其中6家进入前十名。2002年美国国民收入又创新高,高达102000亿美元,占同年世界总量31.5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人均收入达到35000美元。华盛顿市中心那几个繁华街区(白宫、国会大厦、五角大楼、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内全球权力和决策方面的集中程度,能令历史上或现今存在的一切帝都(罗马、巴黎、伦敦、柏林、东京以及古老的北京)黯然失色。(参见郝雨凡赵全胜主编:《布什的困境》,[M],时事出版社,2006年, 第135页。)今天,美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湾到中东、非洲、欧洲,甚至各大海域与太空计划,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家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着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小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主要权力资源为:经济规模、科技领先、世界性文化、军事力量和同盟、自由的国际规制、跨国通讯和信息技术的中心。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的理论与历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4]周琪:《美国强大的秘密》新奇军

[15]2006年10月6日布什签发的《国家太空政策》[P],中规定“美国在太空享有绝对自由行使权……必要情况下,将不予承认敌对国家自由行动的权利”。《参考消息》2006年12月28日。

[16]许纪霖:《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国国关在线

[17]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M],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18]王哓德:《美国宗教文化的全球扩张》,环球视野

[19]马克·诺尔编:《宗教与美国政治——从殖民地时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M],牛津出版社,1990年,第77-91页。

[20]中国美国史研究会Kenneth D. Wald访谈录

[21]David Aikman:《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22]美国历任总统的信仰

[23]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24]《美国在“呼唤”新的两极世界》,[N],《参考消息》,2007年8月28日,第3版,原载俄罗斯《独立报》。

[25]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26]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J],《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7]David Aikman:《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28]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J],《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M],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30]《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P],

[31]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32]宗教右翼:特指美国各教派中承认和接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在社会道德与政治上持保守观点的基督教保守派(Christian Conservative)

[33]徐以骅:《宗教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A],《宗教与美国社会》,[C],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05-106

页。

[34]江凌飞:《美国全球战略走向》,亚洲论坛

[35]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6]刘澎:《宗教自由与布什主义——布什及美国政府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37]宣扬统治神学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主要组织——“守诺派”(Promise Keepers)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向布什说“要学会用上帝的眼光看世界。” 参见埃里克·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M],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38]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39]哈米吉多顿:《圣经·新约·启示录》六章16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然后发动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战争。届时正义将彻底战胜邪恶,天使将彻底战胜魔鬼。

[40]栗林辉夫:《布什的上帝与上帝之国美利坚》,[M],日本基督教出版局,第35-36页。

[41]《参考消息》2006年12月28日。

[42]Russell Kirk,The Conservative Mind:From Burke to Santayan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3,PP,7-8.

[43]Samuel P·Huntington,“Robust Nationalism”,The National Interest,Issue

58,witer,1999/2000,P.31

[44]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他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研究了曾经盛行于欧洲的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先哲的古典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该书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有且只有一种,它是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是一种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却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罪魁祸首就是“实用主义”,它使人们把美好生活忘掉了。因此施特劳斯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在他看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新保守主义”根基上生长出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学认为:以财产私有制为根本,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美国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甚至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经过“神恩钦准”的社会形态。他们竭力主张精英强制治理思想,反对共产主义,强调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优越性。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白宫总导演、布什的导师)成为布什内阁中“新保守主义”铁三角,“鹰派”的主要代表。他们三人在布什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常起主导作用。

[45]据统计,“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对宗教有依赖感的人口的比例上升到64%, 比事件发生前上升了7个百分点。每逢周末,上至国会议员, 下至普通百姓在教堂同唱“上帝保佑美国”的景象随处可见。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新篇——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体会》,[J],学习时报,2002年1月7日,第5版。

[46]乔治·马斯登著 宋继杰译:《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47]刘澎:《宗教自由与布什主义——布什及美国政府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48]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49]郝雨凡、赵全胜主编《布什的困境》,[M],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50]《光明日报》

[51]《参考消息》,2006年12月20日。

[52]参见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M],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0页。

[53]鹰派阵地:《旗帜周刊》、《国家利益》、《耶路撒冷邮报》、《每日邮报》、《华盛顿时报》、《新共和》、《现代保守评论》、《国民评论》等等新保守主义文艺思想阵地,为鹰派思想风向标。主要阅读对象是政界名流。

[54]刘澎:《宗教自由与布什主义——布什及美国政府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55]圣保罗的书信:使徒保罗(鼎盛时期约CD.60年左右)为了教化、劝勉各地信徒,曾以书信的形式就各地教会中所存在的严肃问题分别予以解释,并从属灵的意义上提出批评与建议。受信的教会有: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等七个地中海北岸今属意大利、土耳其等境内的古教会。

[56]雷思海:《第五帝国的终结》,[M],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227页。

[57]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M],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420—426页。

[58]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后的宣言中,针对世界的道德危机声明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机会。”

参见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59]

[60]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序言P.5-6

[61]《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中华书局,2006年。

本文由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平台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