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

作者:威尼斯平台

2008年的平安夜,“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驾鹤西归,一度引起全世界学者激烈争论的“新颖理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93年,在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冷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绝大多数政治、民族、文化、历史学家都不能接受亨廷顿的见解,因为文明的冲突实在太让人费解了。人们习惯地将文明、文化看成是利益的外在表现,很难承认文化自身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 1997年,亨廷顿将自己的主要观点进行扩展,写成了一本新著《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进一步地阐明自己的思想。今天我们如果在民族宗教学的视野中重新解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在基于宗教文化背景的理解民族利益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由于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的淡化,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由宗教问题引起的民族冲突经常超越国家的界限,在跨国家的范围内表现为泛化性民族冲突。细读亨廷顿的原著,可以体会其中的深刻意涵,也算作我们对这位颇受争议人物的纪念吧。

作者:孙力舟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我们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定义为“泛化民族”,绝大多数的文明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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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指什么呢?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世界中,人们之间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层面上认同文明。”世界各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传统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分辨自己的敌友,而传统又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不过在这所有的文明要素中,宗教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亨廷顿又说:“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伟大的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世界上的民族构成形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根据宗教划分的,但是无疑,在各种划分民族的因素中,没有一种可能像宗教那样,最容易引起民族间的冲突。黎巴嫩的居民由于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所以导致冲突不断,把曾经的“中东小巴黎”变成了火药桶。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因为都说斯拉夫语而曾经联合到一起,但是由于信仰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而又分裂成6个国家。南亚的印度也是由于信仰的差异,分成了信奉伊斯兰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所以亨廷顿得出一个结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世界分为8个主要文明地区

如果因宗教信仰造成的民族对立仅仅限制于一个国家内部或数个国家之间,那也仍然只是和工业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争端一样,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的高度一体化,信息的充分流通,文化的深入交流,使得“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线。”亨廷顿这里所说的“文明”,我们称之为“泛化民族”。 所谓泛化民族也可称为超民族,指一些因某些民族要素扩展而形成的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非实体性民族。例如按照地域划分的欧洲民族、亚洲民族、非洲民族、美洲民族等等;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工业民族等等;按照语言划分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民族、突厥民族、阿尔泰——通古斯民族等等;按照宗教信仰划分的基督教民族、穆斯林民族、儒教民族等等。亨廷顿以军队的建制比喻民族的这种层级关系,种族和部族就是排,民族就是团,而文明则是兵团。在西方民族学、政治学的范畴中,民族是与民族国家的范围基本对等的,超越民族国家层级之上,亨廷顿称之为“文明”,而我们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泛化民族”。亨廷顿把人类文明划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和佛教文明7大块,并认为前3种文明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冲突。他所谓的7大文明板块,除日本文明外,都是我们所说的泛化性民族,除了儒教文明的宗教性目前尚有争议外,其他文明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冷战后世界的模式,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伊斯兰文明间对抗的实质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

亨廷顿与自己的学生、“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科•福山的观点完全不同。 他认为,把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看做西方永久赢得了世界的想法,是十足的傲慢。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不会仓促的把西方自由主义当做唯一的选择来接受。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仍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在冷战后的新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虽然列举了7种文明,但是他也看出,所谓的文明冲突主要是两大一神教的冲突。他说:“造成这一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者,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当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又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从20世纪末期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开始,两大一神教的冲突逐渐从局部走向整体。

亨廷顿对于文明的界定和各个文明边界的划分,依据的最重要标准是宗教。他宣称,在现代世界中,宗教是重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动员人民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主要地区都出现了宗教复兴的运动。

亨廷顿通过1979年至1989年前苏联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1990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来说明何以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的冲突会上升为一种超越国家的文明冲突,或者说泛民族冲突。“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相比和抵消的3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这场战争遗留下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前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不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近代以来一直被失败主义情绪控制的伊斯兰世界,坚定了他们对抗西方世界的决心。同时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中,也找到了一条以非国家形式,支援穆斯林兄弟的抗击入侵的方法。到了1990年的海湾战争,事件的起因本来是由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无缘无故地占领了另一个伊斯兰国家科威特,目的是要把持巨额的石油资源。美国出于防止伊拉克独占海湾石油的目的而出兵,但却打出了替天行道,扶助弱小的旗号。海湾战争开始前,美国的行动得到了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害怕军事实力强大的伊拉克侵略本国。但是美国在伊拉克获得军事胜利后,“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缓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的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疏远西方。像以前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从此,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伊斯兰文明,就发生了整体的对抗,其实质也就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

威尼斯平台登录,亨廷顿划分的8大文明区

如果说1997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尚属预言,那么几年以后发生在美国本土上的“9·11事件”,则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好证明。“9·11事件”的策划者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就具有跨越伊斯兰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性质,它的成员包括世界各国的宗教极端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美国、英国的信徒。他们组合在一起,主要就是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不仅仅是美国,也包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在“文明冲突”的背后,明显地站着两个信仰一神教的泛化民族。“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民族冲突,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这种对抗也在不断升级。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世界分为8个主要的文明区域:

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影响到人类的存亡。倡导、推动各文明体系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唯一出路

• 西方文明区,即图中深蓝色区域。包含美国、加拿大、西欧、北欧、中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前苏联的新教为主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的天主教为主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民众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为主。这一文明区的核心国家是美国。

这种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超越了现行的国家关系准则,将导致国际秩序的紊乱。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尽管世界各地人民对民族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承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会使不同的民族之间获得一些共同的行为准则。冲击这些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国际关系准则,将会使国际社会失去行为准则。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就一直在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发展,但是民族的本质是物质利益的关系,利益的争夺是可以谈判、协商和妥协,最终可能依靠人类的理性找到一条解决的道路。可是一旦利益的冲突加上的宗教信仰的因素,特别是把排他性的信仰引向极端,那就堵死了谈判、协商的大门。亨廷顿指出了这种民族、宗教冲突的严峻性。他说:“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立一个自己的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情感的意义。”阿约迪亚清真寺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认为那里原来是一座印度教的罗摩神庙,后来被穆斯林占领变成了清真寺。所以,印度教极端分子在1992年12月6日发动10万印度教徒捣毁了阿约迪亚清真寺,引起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民族冲突,在冲突中几千人伤亡,造成了全国性的震荡。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90%的居民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是这里却是塞族的发源地和圣地,所以塞尔维亚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科索沃独立。1994年,由美国主导的挪威奥斯陆巴以和平会谈,两大民族的争端几乎就要和平解决了,但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划分却使这次和平谈判功败垂成。关键问题还在于宗教信仰。在阿克萨清真寺之上,建有犹太教的圣殿和哭墙,同一块地皮无法再分隔了,也不能将某一宗教的圣地搬迁重建,于是巴以战端重开,至今仍没有停息的征兆。因为宗教问题是难以用利益妥协的方法解决的,宗教的信仰是神圣的,没有妥协的余地。

• 拉美文明区,即图中紫色区域。包含墨西哥、中美洲地峡诸国、南美洲(圭亚那、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除外)、古巴和多米尼加。这些国家民众的宗教信仰以天主教为主。有些人认为,拉美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南锥体国家(South Cone,一般指南美洲南部的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三国)的很多人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亨廷顿认为,拉美与西欧和北美在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有所不同,可以看做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区。

21世纪是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越演越烈,丝毫看不到停息的迹象。特别是在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反复几十遍杀死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细菌武器、生态武器的今天,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经发展到影响人类存亡的程度,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冲突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的办法求得解决,“文明冲突论”的首倡者亨廷顿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1997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对话’。”毫无疑问,倡导、促进、推动各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式。而在文明对话中,首当其冲就是构成各文明体系核心要素的宗教之间的对话。

• 东正教文明区,即图中浅蓝色区域。包括前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塞浦路斯。这些国家民众的宗教信仰以东正教为主。亚美尼亚教会与东正教在历史传统方面有所差别,但亚美尼亚也被归为东正教文明区。这一文明区的核心国家是俄罗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 穆斯林文明区,即图中斜线区域,包括大中东地区(塞浦路斯、马耳他和以色列除外),还包括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洋中的岛国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科摩罗,还有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基本上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涵盖的国家相同。前苏联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中的四个(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因为有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口,被划到东正教文明区。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家。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各有优势,但都各有弱点无法承担核心国家的任务。土耳其在历史、人口、经济、军事等方面适合充当核心国家,但国内对于是回归伊斯兰文明还是保持世俗化政体加入欧盟没有共识。

• 对穆斯林文明的划分可能引发疑问,既然把基督教分为新教加天主教的西方文明区和东正教文明区,为何不把穆斯林文明区分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两大文明区?什叶派文明区具有核心国家伊朗。

• 中华文明区,即图中红色区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朝鲜、韩国、新加坡、越南。东南亚等地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区有时也被看做中华文明区得一部分。朝鲜半岛和越南被列入中华文明区,是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曾受中国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受到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国旗中带有伊斯兰象征——新月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被列入,则是因为华人超过该国人口半数。 按照亨廷顿的标准,香港和澳门是否应该列入中华文明区是有争议的,一方面这两地的居民里中国血统公民占绝大多数,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比较强,另一方面基督徒在两地人口中占较大比例。

• 印度教文明区,即图中黑点区域,包括印度、尼泊尔,与全球分布的海外印度人相联系。

• 日本文明区,即图中浅绿色区域,仅包括日本一国。日本有着上亿人口,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比较重要,可以看做独立的文明。

• 非洲文明(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明),即图中褐色区域,包含南部非洲,除了乍得以外的中部非洲,除了埃塞尔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之外的东部非洲以及西部非洲的科特迪瓦、佛得角、加纳、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此外,还有佛教文明地带,即图中白色区域,包括不丹、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蒙古、斯里兰卡和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但亨廷顿认为,这些国家并没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构成一个重要的文明区。

亨廷顿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多起冲突和战争,发现很多冲突和战争发生在文明的边界区域,例如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发生在天主教、东正教、穆斯林三大文明区的交界处,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是在东正教和穆斯林文明的交界处。

孤立存在的小文明与文明边界上的国家

亨廷顿还认为,在主要的文明之外,还存在一些孤立的小文明,比如在东部非洲的信奉一种古老的基督教的埃塞尔比亚、在加勒比海地区以黑人移民为主海地、讲英语的加勒比海岛国等。位于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包围之中的以色列可以看做一个近似于西方文明的独立的小文明。有些国家包含了认同于不同文明的大量人口,被亨廷顿界定为“断层国家”(cleft countries),即坐落在文明界限之上的国家。例如印度包括上亿穆斯林人口,菲律宾包含了西方、中华、穆斯林三个文明,乌克兰西部人口主要信奉东仪天主教( Eastern Rite Catholic),东部人口主要信奉东正教;贝宁、乍得、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多哥跨越了非洲文明和伊穆斯林文明的界限,坦桑尼亚等东非海岸地区流行的斯瓦西里语(曾在好莱坞动画片《狮子王》中出现)正是阿拉伯语和本地语言交互影响的产物。南美洲东北角的两个小国圭亚那的苏里南的人口以黑人和印度人为主,这两个国家处于印度教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交界线上。 苏丹也曾是一个位于断层线之上的国家,2011年7月,以黑人居民为主、主要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苏丹南部地区通过全民公决宣布独立,脱离了以阿拉伯人为主、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部地区。

西方文明没有普世性

当代中国人热议的“多极化”和“普世价值”问题,也能从亨廷顿的著作中获得启发。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现在仍是最强大的文明,并将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保持这一地位。但是,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实力正在下降。亨廷顿对于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和穆斯林文明的人口爆炸特别担忧。

面对这种挑战,亨廷顿给西方国家的内外政策提出建议:承认一个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存在;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化。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的落在美国的肩头。他特别强调,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最危险的因素。这种观点,显然要比到处伸手“新干涉主义”稳妥。

针对“现代化是否导致西方化“这个问题,亨廷顿宣称“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得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他认为,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包含的主要特征是: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的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或称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这些特征不是其他的文明具备的。

亨廷顿认为,世界上文明式样最为丰富的地区是东亚(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及俄国远东),这个地区包含了属于六种不同文明的社会: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如果文明确实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走向,将是检验最近几十年文明之间究竟是冲突频发还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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