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回儒”研究

作者:威尼斯手机

目前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回儒”概念出自于当代学者之手。学者孙振玉著的《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小册子中,以“明清之际的回回理学与回儒”为题,简单提起过“回儒”之名的来历。他写到“明清回回理学家中也有回儒两字并用者,但观其本意,主要是分用,而不是合为一个名词。”[1]孙振玉教授撰写过《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2]、《马德新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3]、《王岱舆刘智评传》[4]等专著,是在此领域有突出成绩的学者之一。他以研究经验作为基础,明确提出了“无论如何,就笔者现有考证而言,‘回儒’这一名称,主要出自当代研究者之手,而不是明清思想家自己”[1]的观点。笔者也认可孙教授此一观点。

“回儒”这个名称是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明末清初之回儒》(「明末清初の回儒」)[5]377-386论文中首先使用的,其所指即明清之际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家。随后使用的是张嘉宾,他讲道:“明末清初,在中国出现了一批宣扬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比较出名的译著者有王岱舆、张中、刘智、马德新等。这些人一般从小攻读儒经,是‘怀西方之学问,司东土之儒学’的‘回儒’,有些人甚至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6]“回儒”作为一个名称被提出来,确实揭示了明清伊斯兰思想家兼具伊儒双重文化知识与气质的这个重要特征,为此学者金宜久也讲道:“因为以王岱舆和刘智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所表述的伊斯兰思想,一方面,与中国境外学者所表述的伊斯兰思想相较,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具有中国特色,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品格和气派;另一方面,它所表述的思想,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释道又有所不同,仍然保持着伊斯兰信仰的内涵,这是伊斯兰特色的显现,也显现是中国传统思想所没有的。就是说,他的思想既不是中国以外地区的、原封不动的、纯粹的伊斯兰思想的翻译,也不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再现,而是具有中国与伊斯兰双重品格的、中国和伊斯兰双重特色的思想。”[7]3-4

笔者在2012年以《“回儒学”何以可能》[8]为题,发表了论文,专门论述了创建“回儒学”学说的可能性问题,在文中的开头部分论述了“回儒”相关的内容。

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学术史上出现一群“回儒”思想家。他们是“主张以汉语文布道宣教的同时,更主张‘以儒诠经’”[9]6。主要思想家有王岱舆、张中、马注、伍遵契、刘智等。著作丰富,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刘智的思想始终遵循着王岱舆所开辟的将伊斯兰教及学说和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的道路”[10]151。刘智也很推崇马注,并从其作品中得到不少教益。刘智以后大约间隔半个多世纪之久,又在云南地方出现了马德新、马联元和蓝煦(是上承王岱舆、马注、刘智清初诸先贤,下启著述《清真释疑补辑》等书诸君子)等伊斯兰之“回儒”思想家。

“回儒”思想家开展的这次活动,按白寿彝的说法是分两个阶段:“王岱舆至刘智,是一个阶段。马德新、马联元是一个阶段。第一阶段,译述和表达的地域以金陵为主,内容或专译一经或专述一理论体系,其兴趣几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的方面……”[11]75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回儒”思想家既精通伊斯兰教又了解儒学传统文化,可以用汉语讲解伊斯兰教经典,也可以用儒学传统思想阐发伊斯兰教。为此,他们创造了一批汉文典籍。在这些著作里,体现了一种思想体系,理论系统。

在本文中主要以“回儒”名称的提出者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及其研究、日本当今的相关动向为中心进行论述。

桑田六郎及其“回儒”研究

中国伊斯兰之“回儒”研究领域中桑田六郎便是佼佼者。桑田六郎(くわたろくろぅ、Kuwata Rokuro),昭和二十七年生于鸟取县。191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师从白鸟库吉。1928年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1930年任台湾总督府海外研究员。1930年至1932年赴德、法、英游学。1943年在台湾获文学博士学位。1945年任南方人文研究所所长。1948年回国,先后在大阪大学、东海大学任教授。桑田是昭和时期的东洋史学家,主要研究东西交涉史、南方史,即东南亚为中心的南方诸国和南海交通史等。桑田的著作有:1937年的《据皇明实录看明初南洋》、1940年的《论元初南海经略》和1940年的《论南洋之东西交通路》等。其中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有1936年的《赤土考》(1938年《补遗》)和1938年的《三佛齐考》(1938年《补考》)等。对中央亚细亚伊斯兰教和回纥史亦多有研究。此外尚有《有关族源流文献之考察》、《古代台湾》等。桑田六郎昭和六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去世,逝世后,所著《南海东西交通史论考》刊行。桑田的有关中国伊斯兰学及“回儒”方面的研究之成果,只是他诸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可见桑田是为资深学者。

1925年桑田在发表《明末清初之回儒》之前,发表过与此相关的几篇研究论文。最初的有《有关回回》。此是历史的考察研究类论文,共有15页。文开头简单总结了:突厥族的一部分Uigurs或者Uighurs名称的变迁、西方学者的有些观点、回纥与回回名称的渊源关系等问题的一般认识,并近一步通过严格的历史考察的方式否定这些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写到:“目前所普遍的认识到,回纥人相信伊斯兰教之故,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教’,然而此类说法是错误的。是因为,回纥人并非全部伊斯兰教徒,特别是接近于中国的回纥并非所有是伊斯兰教徒,加上,‘回教’之名的起源前有根本没有‘回纥教’之名,然而到现在听不到‘回纥教’的名称。所以说‘回教’是‘回回教’的略称,即在元代还没有‘回回教’之名称。……之名称是起源于明代。所以‘回教’之名何时开始起源之事,在明代以前根本见不到。明史卷三二六中有回回教或者回教之记事。所以可以得知:回教是回回的简略之事。”[12]文中考察了元明以来在中国汉文资料中的伊斯兰教徒被指示的“回回”之字的起源,在文字上虽然与“回纥”起源有关联,但是通过解明于此时期地域的变迁以及现在一般普遍的信仰等现象——得出是因为回纥人信仰于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教”的见解是错误之结论。

桑田在发表《明末清初之回儒》之前还专门来中国作过实地考察。如,在1924年来中国,访问各地的清真寺。有关此游学的目的他写到:“为了感受异国风情,同时为研究中国回回作准备,收集此方面缺乏的资料,随着在各地回回寺即礼拜寺巡检,收集于史料……”[13]可知他来中国,并考察了清真寺等地,收集了有关回教及“回儒”方面的史料。

桑田以上的文献研究和考察研究基础之上,在1925年发表了《明末清初的回儒》(「明末清初の回儒」)论文,介绍了明末清初的“回儒”的略传及其“回教文献”。从题目中的“回儒”一词可知,桑田是第一次提出了“回儒”这一概念。有关“回儒”有两种用语,一是分开用意,即“回”指的是“伊斯兰”,而“儒”指的是“儒学、儒家”等。另一种用法,就是桑田所提出的,专门指出“一群学者之名”。

文中对“回儒”名词给予最初的解释,即“回儒”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徒中的宗教学者,他们在注释和翻译伊斯兰典籍过程中,与儒释道学说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大量的儒教学术名字,创造了大批中国伊斯兰文献,他写到:“在明清之际,他们之间引起了一种自觉,即出现有些回回学者,对回教经典及其教律进行翻译和注释。这可以看作为在中国回回历史中的特殊时代。”[5]在文中对王岱舆、张时中、马明龙、马伯良、马君宝、伍子先、孙可庵、马注、刘智和金天柱等回儒学者的略传及著述给予简单注释。在最后结论中还提出了马承隐、马复初等其他回儒学者。“……中国的回回,一直静稳,到明末仍没有任何活动(在学术方面——笔者)。……然而从明清换代到康熙时期,在他们中引起一直自觉,即辈出了数多的回回学者,他们积极的翻译和注释回教经典以及仪律。此是可以被认定为中国回回历史中的划时代的时期,甚至是个中国回回是的文艺复兴时代。此有多种原因,从一个角度讲鼎革传给人心动机的大背景之原因,另一个面讲:明末耶稣会在中国传道的态度及方法、以及清朝是塞外民族之权,中原占领后尊重汉文化并努力奖励、因循古陋的明代风潮被扫除——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文艺复兴出现重要原因。特别注目的是:遗憾的是先辈研究仍没有涉及此领域,当时的回儒之略传以及他们的著述作为对象在以下做简略研究”[5]可知桑田把明末清初辈出的一群特殊的学者用“回儒”来称呼,由此说明了,当时在中国伊斯兰学界所发生的一系思想及学说方面的变化。桑田所使用的“回儒”一词确实是学术地证明了当时出现的那些学者的身份特色。

桑田提出的“回儒”概念,也被日本学者认可,即是在研究中积极引用。如此后出现野原四郎论述“回儒”概念写到:“有关在此时代回教学的开花,有种种理由……有关典礼问题的论争,前者对祖先崇拜和孔子祭典的容认,后者对此反对的论争,宣教师们对基督教典的中国语翻译事业等,动起了对回民知识层的刺激之事情。作为回民,警诫于与天主教混同,进一步提倡与儒教结合。”[14]此后田坂兴道也认同于六郎和野原的见解,写到:“勿论何种场合,如果没有受到外部刺激的内部之准备,也不可能出现‘自觉’。”提示研究伊斯兰社会史的重要性。[15]1357

桑田是对学术研究有极其严格要求的学者,他1925年再次来到中国,更加全面的进行考察研究。桑田考察了在广东、泉州、西安、杭州、苏州、镇江、南京、济南、北京、三里河、天津和沧州等地的清真寺。文中的结论写到:“我在《史学杂志》中发表以《有关回回》提论证了:回回式从回纥而来,是穆哈默德教徒之意味的移道程。从此后的在中国的旅行结果,发现写为‘回辉’的明碑,即在济南南大寺的弘治碑、杭州真教寺的景泰碑、牛街的万历碑等。我觉得,后世之人,是因为不知道回回意味,‘回’来代替‘辉’。此是从明末清初传来之名来使用,是保持回回意味的风潮中的前驱之事。去年在第二回旅行前,在《东洋史论丛》中写短篇《明末清初的回儒》论争了,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回回的文艺复兴时代。到现在经过考证内容的省略写的《礼拜寺的巡》,作为前论文的姐妹篇,通过此机会来尝试弥补前回论文的不足之处。”[16]可见作者对自我提出的严格的学术要求。

桑田提出“回儒”概念后,对其作为重要载体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付出重大尽力。如,1933年以《有关刘智的采经书目》(《纪念市林博士古稀东洋史论丛》)为题发表论文,文中就“回儒”学者刘智在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时,对他所参照的、引用文献的原书名,进行了比较、论定和研究。最终判断出了刘智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和文献中苏非主义的内容占很多部分等之事。他在文中指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第一人刘智,即他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著作中,参照及引用的文献的原书名的对比及检讨。由此得出刘智精通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在引用文献中包括着许多苏非主义关系等结论。[14]335-353

桑田六郎在中国伊斯兰方面的研究成果,学者片冈一忠评价“可知桑田所研究成果都是在中国的调查、访问清真寺、研究碑文、文献资料等作为基础,科学性极其严格。[18]对桑田生平的简单了解可知,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①,在40年代就能够获得博士学位,可想象他所具备的学术能力。虽然桑田在学术上的影响力在其它领域之中。但是他把扎实的知识及研究作为基础,为学界提出“回儒”等有价值和意义的新的概念。当今学者也把此概念作为基础,更加深入地研究在全球文明时代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存在的对话及友好关系,“回儒”之学说能够作为两大文明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在此意义上桑田在中国思想史及伊斯兰研究史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桑田同时期出现的田中逸平是另一位优秀的学者,他在1922年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英译本译过来,1941年由大日本回教协会刊发。此后有关“回儒”的论文便陆续出现。如角野达堂及其成果有:《回儒劉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回儒到智の「天方典礼択要解」」)[19]、《清真大学考》[20]和《中国回教思想的性格》(「中国回教思想の性格」)[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平台,21]。另外,田坂兴道以《回教与中国思想》(「回教と中国思想」)为题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指出了回教更多地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此外还有在《回教事情》杂志上发表的《金天柱著〈清真释疑楠辑〉》(「金天柱「清真释疑補辑」」)[22],《王岱舆〈清真大学〉》(「王岱舆「清真大学」」)[23]等论文。

其中角野达堂在《回儒刘智的天方典礼译要解》文中写到:在西方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传入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把异国之宗教为了让汉人的理解,与汉民族传统中的思维形式来解释,并出现了具体的现象。回、汉两族的精神生活中的融合是,回教徒把自己的异国之自觉的不断失去,此时期,即明代以后的事情。在明末清初的辈出——所谓的“回儒”一群的回教学者是,在以上事实具体化过程中,为了纯碎的中国回教“制作”的人。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岱舆和刘智。王岱舆是回儒的先驱,而刘智是集大成者。作者题目中的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录年谱》等作简单解释。可见,当时中国伊斯兰思想史以及“回儒”等概念是较普世的知识。作者以上常识知识作为基础针对于刘智的《天方典礼》作较详尽的探究。他讲到:《天方典礼选要解》是为了初学者的理解之便。[24]此对经典作解释。此论文可以作为当代学者研究刘智《天方典礼》非常好的参考材料之一。以上章节笔者对中国伊斯兰思想学领域中专门对田中逸平作了分析。在文献学及历史学角度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历史的研究方面,学者田坂兴道毫无疑问是个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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